近日，兩起受賄案件的判決引起社會廣泛關註。
　　一起是“表哥楊達才案”。9月5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原陜西省安監局長楊達才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處沒收財產5萬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楊達才的受賄數額是25萬元，另有504萬余元財產來源不明。
　　另一起是“房叔蔡彬案”。9月12日，曾被網曝坐擁21套房產的原廣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因受賄275萬元，由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6個月。
　　上述兩起案件都是網絡反腐的典型，法院的判決無疑也符合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問題在於，這兩起案件分別是因“表”、因“房”而起，但判決結果卻是無“表”、無“房”。如此結果，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被告人被舉報的“表事”和“房事”，究竟是真是假？如此疑問不僅關涉舉報內容的真與假，也關涉廣大民眾對反腐的期待，有關方面理當給個清楚明白的回應。
　　想當初，楊達才因在一場悲慘的車禍現場露出不合時宜的微笑，而引起公眾憤怒，網民進而發現他有多塊名貴手表、價值數萬元的高檔眼鏡、皮帶等奢侈品，這也成為紀檢部門查處楊達才的直接線索。對此，楊達才當時的答復是，這十多年來確實買過5塊手表，是用自己合法收入購買的。去年12月，陜西省紀委也曾表示，正在對楊達才購買手表的發票進行核查。可後來未見下文。
　　事到如今，在法庭審理楊達才的過程中，公訴內容並沒有涉及其佩戴的名表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財產，被舉報的“表”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這難免給這場公開審判留下了公開的疑問。
　　在法律上，對官員的舉報只能成為職務犯罪立案偵查的線索，偵查線索是司法人員獲取證據材料的關鍵因素之一，證據材料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才能成為定案根據。因此，舉報內容並不等於定罪量刑的證據。
　　但在“表哥”一案中，名表是查案的直接線索，司法機關理應厘清這些表的價值、來源，給公眾一個清楚明白的交代。在某種意義上，這也算是政府信息公開的要求。具體說來，經過查證，那些表如果達到一定價值，且來源於受賄，就應計入受賄罪的數額；如果其價值不菲，楊達才又無法說明其合法來源，則應計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數額。當然，也不能排除網絡曝光有誤，確如楊達才當初所言，那些表是其用自己合法收入買的，但這同樣也得說清楚。在網絡時代，對“表”象的質疑業已成為新的輿情，有關部門的遲鈍和沉默，只會讓公眾疑問和不解，進而懷疑反腐的力度。
　　這個問題同樣在“房叔案”中發生。從該案7月26日庭審到如今宣判，法院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僅提及被告人蔡彬的兩套房產。“房叔”曾被紀委核實擁有房產21套，而如今法院認定的受賄數額為275萬元，這與那些房子的價值相距甚遠。
　　在檢方指控的全部共五宗犯罪事實中，“房叔”並沒有收受他人賄送的房產，其受賄與房產亦無直接關聯。法院的解釋是，沒有證據能證明蔡彬所購房產是通過受賄得到，作為一名處級幹部，他當時的工資收入也是有能力購買這些房產的。
　　這樣的解釋不能讓公眾信服。站在辯護者的立場，也許蔡彬的21套房產有可能屬其憑“獨到的投資眼光”低價購得。但“房叔”的資金來源是否與其“職務之便”有關，這需要辯方拿出確切證據加以解釋。否則，就應以來源不明財產論。
　　從“表哥”獲刑而與表無關，到“房叔”受審卻與房無涉，難怪有人發出這樣的質疑：“這樣的結果，總是讓人有些如鯁在喉、難以舒暢。”公眾對官員財產產生巨大的疑問，已構成權力部門必須直面的“輿情”，相關反腐部門理應主動答疑解惑。唯有如此，才能讓製度的籠子“密而不漏”。
　　總之，懲治腐敗是通過司法程序的步步深入來查明真相，也要通過公開、公正的審判回應公眾對真相的籲求，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為此，若有關部門經過查證，否定了原先的舉報線索，應該由紀檢、檢察或者審判部門相互協調，根據案件發展的實際，由某個部門及時做出明確的回應。如此一來，民眾的“心結”才能迎刃而解，司法的公信力才能得到提升。或許這也是反腐部門應有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
　　（作者系恒达平台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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