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上海新聞5月11日電(記者 許婧)“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堅持正確的方法，立足中國文明特質，融合現代傳播規律，構建‘以我為主、兼容並蓄’的敘事體系。”恒达平台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院長孫宜學表示，中國故事以真實為基，自古有“實錄”傳統，並善於通過個體命運折射時代變遷，以“小故事”承載“大敘事”，在敘事中自然融入“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價值觀，而非生硬說教。

在孫宜學看來，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最終目標，是要以文明對話替代文化對抗，將中國敘事嵌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框架，在堅守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擁抱世界，實現真正的文明互鑒。

他解釋道，“世界共情”是指跨越文化、民族、地域和意識形態的界限，通過情感共鳴與價值共振，實現不同群體對人類共同命運、普遍困境或核心價值的深度理解與認同。“世界共情”超越“自我-他者”對立的情感聯結，不僅是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核心目標，更是全球化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感紐帶。共情不是單向的“同情”或“憐憫”，而是通過換位思考，理解他者的生存經驗與情感邏輯，在差異中尋找家庭親情、生存渴望、對尊嚴的追求等普世情感，通過非對抗性敘事傳遞“合作共贏”價值觀，從而成為跨越文化隔閡的“通用語言”。

“中國故事”要成為世界故事，首先要講成“世界共情故事”，為此就要相應改變講中國故事的方法，首先要實現從“宏大敘事”到“共情敘事”的轉變。

“宏大敘事”指以整體性、權威性、目的論為特征的敘事模式，常用於國家意識形態建構、民族認同塑造或全球話語權爭奪。“宏大敘事”以整體性視角統攝復雜現實，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統一性，由國家、主流媒體或知識精英主導，傳遞具有合法性與規範性的解釋，預設明確的價值目標與未來願景，依賴高度凝練的文化符號與集體記憶，整合多元歷史經驗，通過共同目標與集體記憶強化群體認同，體現國家發展的系統性與連續性，在西方主導的全球敘事中爭奪解釋權，提供替代性全球治理方案。

“共情敘事”是一種以情感共鳴為核心驅動力的傳播策略，通過挖掘個體或群體的情感體驗，激發受眾的代入感與認同感，從而實現信息傳遞、價值共享或行為引導。“共情敘事”強調從“理性說服”轉向“情感聯結”，在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公共外交等領域具有重要價值，尤其在消解文化隔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中，以情感為敘事起點，聚焦具體個體的生命經驗，而非抽象概念，通過細節、場景、人物命運，選擇具有普世價值的情感主題如親情、愛情、生存、尊嚴等觸發受眾的共情反應，鼓勵受眾參與敘事建構，通過社交媒體、用戶生成內容等形成情感共振，降低文化折扣。“共情敘事”的本質，是通過情感的“翻譯”跨越文化的巴別塔，既不是對“宏大敘事”的否定，也不是簡單的軟化工具，而是構建理性與感性共生的傳播生態。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交織的當下，唯有讓“國家故事”與“個體命運”共振、“文化符號”與“情感體驗”交融，方能實現從“被看見”到“被理解”的傳播提升，真正實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孫宜學進一步指出，“宏大敘事”與“共情敘事”是辯證互補關系。“宏大敘事”提供框架，“共情敘事”填充血肉。“宏大敘事”是文明存續與國家認同的必要工具，但在全球化與個體化並行的當下，其生命力取決於能否實現從廟堂到日常生活的話語轉型。中國故事國際傳播要“頂天立地”：“頂天”，即承載價值高度，“立地”，即紮根生活土壤，唯有在“宏大敘事”與“共情敘事”的張力中，方能構建既有歷史縱深又具人性溫度的文明對話體系，包括打破“龍的傳人”“四大發明”的重復性敘事，聚焦當代中國人的日常敘事，將家國情懷轉化為家庭責任，用親情、奮鬥等普世主題引發共鳴。

要確保中國故事的“共情敘事”既保持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又能以開放姿態擁抱人類共同價值，就要避免簡單套用西方話語體系，遵循文化接近性原則，尋找中外價值觀的交集，如和平、發展、家庭倫理等，運用國際通用的符號和敘事模式，增強中國故事的可理解性，通過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的價值觀，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孫宜學提出，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就要創新傳播策略與路徑，多聚焦普通人的故事，避免宏大說教；既要傳播傳統文化，更要講好當代中國；既要造船出海，創新、優化中國傳播渠道，也要借船出海，與國際平臺合作，推出多語種內容；既要社交化傳播，以輕量化、視覺化方式傳播，又要細分受眾，分圈層觸達，去政治化表達，以他者為中心，寓教於樂，避免急功近利，通過持續積累改變認知偏差，最終實現從“中國故事”向“世界共情故事”的跨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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