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些亞洲國家以“姻親”🎒、“朋黨”勾結為特色的“裙帶資本主義”不同,“美式裙帶資本主義”表現為私人資本與政府相結合,政府成為私人資本的保護傘💂🏼,假公濟私🥐,大搞“權錢交易”與“權力尋租”😓。面對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挑戰,剖析美國經濟和金融製度中存在的缺陷,舉一反三,我們尤其要保持清醒
上世紀末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人們關註“裙帶資本主義”⚁☪️。按照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的定義🕳,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是指“商界和政府通過合作使國民福利最大化”⏭👨🏻✈️。克魯格曼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政府官員和商人團體保持一種互惠共贏的密切關系,固然可以把整個國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途徑上,但這種關系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會帶來監管不力👱、內幕交易和壟斷等低效率的現象,還有通過權勢和關系網尋租致富等腐敗現象👊🏼♔,如政策性的行業壟斷🐁、政府官員在企業兼任職務🧤、利用公共工程牟利、侵吞國有資產等🫥,最終將扼殺市場競爭,降低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所以,“裙帶資本主義”是導致一些亞洲國家經濟增長難以持續的製度性障礙💟,是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
美式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合的典型
事實上,“裙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這次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就與“裙帶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最龐大的房地產金融機構“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官商結合的典型。與一些亞洲國家以“姻親”👨🦲、“朋黨”勾結為特色的“裙帶資本主義”不同,“美式裙帶資本主義”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一是私人資本與政府相結合🙆🏼♀️,政府成為私人資本的保護傘🛌🏼🧖🏻♂️。“兩房”是由私人投資者控股的公司🦏,但這兩家公司都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資助和支持。在政府的扶持下,“兩房”利用寬松的貸款條件和金融產品創新政策👇🏿,迅速發展成為私人擁有😏、政府經營的超級怪獸。
二是“兩房”享有特權👂🏽,可以發行得到政府“隱形擔保”的債券,能方便地從市場籌集資金,還可以得到低於市場利率的貸款,結果業務越做越大🚣🏻♀️,經手的住房抵押貸款總額達到5萬億美元🫰,幾乎擁有或擔保了美國市場上大約一半的房產按揭,成為“房地產泡沫”的最大推手🙅🏿♀️。
三是在議會和政府中培養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金錢和遊說對政治家的決策施加巨大影響,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兩房”都是美國政治捐款的大金主🎯🦹🏼♂️,過去10年間達到1500萬美元❌。“兩房”還在重量級參議員的選區開設了“夥伴辦公室”,專門進行“公關”。由於在政府和國會中建立了良好的“人脈”💂♀️,使國會負責監管“兩房”的聯邦房企監督辦公室形同虛設🌒。
四是假公濟私,大搞“權錢交易”與“權力尋租”。“兩房”利用政府的隱性支持為管理層和股東牟利🤵🏻♀️。特別是“兩房”在陷入破產的困境時,不僅得到了美國政府的緊急援救,其高管還能全身而退,拿到極為豐厚的報酬,反而成為危機中最大的“贏家”。被勒令離職的房利美首席執行官丹尼爾·馬德將拿到930萬美元離職金等補償,房地美首席執行官裏查德·賽倫至少能拿1410萬美元的“遣散費”👰🏼♀️。“兩房”就是利用與政府的密切關系,發展成為美國最龐大的房地產金融機構,進而能夠操縱美聯儲, 對美國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
“權力尋租”產生的腐敗行為危害嚴重
其實⛲️🪭,本世紀初被揭露的安然醜聞表明,“裙帶資本主義”的毒瘤在美國早就存在。安然公司之所以能創造“神話”🥥✢,依靠的就是在政界遍撒金錢🫸🏻,通過編製一個龐大的關系網,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事後人們發現,在白宮,從總統、副總統到總統經濟委員會顧問、司法部長、財政部長🥀、商業部長、國防部長都與安然公司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眾多重要行政部門的關鍵人物都持有安然公司的股票。安然公司的崩潰質疑的是美國的公司治理製度,而“兩房”引發的次貸危機則震撼了美國的金融製度,它更蔓延到全世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大地震。雖然兩者影響的領域和帶來的後果不一樣,但同樣表明“美式裙帶資本主義”的危害非常嚴重。首先🥱🛜,政府為私有公司的產品提供保障,存在巨大風險。道理很簡單,政府支持企業意味著利潤歸股東和管理層所有✊🏽,而既得利益者的行動成本則由政府或全社會承擔🧛🏻🙆🏼,由此必然產生“道德風險”;其次,官商結合能使企業輕易地獲得政府的各項優惠政策和大量轉移支付,這種“收入”遠比通過自主創新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賺錢來得容易🤒,從而導致企業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進而降低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尤其嚴重的是,“裙帶資本主義”不僅違背了公平競爭的原則⏰🧎🏻➡️,必將破壞市場經濟正常的秩序😸,由此產生的腐敗行為還會加深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對於我國來說🔧,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的裙帶關系和觀念在人們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目前社會經濟生活中仍然存在的種種“尋租”現象🫳🏼,就是表現之一✬,由此產生的腐敗行為已經成為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要加快建立全面配套的公司治理和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切實提高透明度,構造公平的監管和法律框架,培育良性有序的行業競爭格局,特別要註意從源頭上防止腐敗的產生,堅決製止各種權力尋租行為的發生。面對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挑戰,剖析美國經濟和金融製度中存在的缺陷,舉一反三,我們尤其要保持清醒。
(作者為恒达平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2008年12月9日 文匯報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