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先鋒網7月15日訊 題✯：全球化驅動下的高等教育與WTO

內容摘要：本文探討了全球化驅動下的高等教育與WTO的關系👩‍👧‍👦。作者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日益被看作是一種商品，並且日益私營化，大學的傳統職能如教學和科研受到了削弱🏑，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尤其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作者還認為，高等教育應該服從教育和知識的邏輯而不是市場規則。

關鍵詞🚧：高等教育全球化 WTO教育商業化

高等教育日益被視為一種可以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樣買賣的商業性產品🪷👵。高等教育商業化目前已經進入全球市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在考慮一系列建議🧑🏻‍🦱🚂，以把高等教育作為其一項關註點，確保高等教育的進出口符合WTO協定的復雜規定和法律安排，並且不受大多數限製所限。在美國，教育國際貿易全國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ducation）和一系列以營利為主的教育舉辦者支持這一動議🤤。業已建立的高等教育共同體，包括美國教育理事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沒有對此做出承諾🥷🏽🖊。WTO動議給傳統的大學觀，以及國家性的乃至院校內部的教育管理帶來了嚴峻的威脅，因而需要仔細的省察。我們正處在高等教育的真切變革之中🧑🏻‍🦯，這一變革有可能深刻地改變我們對大學角色的基本理解。這一變革的涵義是深遠的🧔🏽‍♂️，但我們對之仍然缺乏討論和理解。特別令人擔憂但又毫不奇怪的是，美國商業部服務業辦公室（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Office of Service Industries）在幕後努力使美國和全球的高等教育商業化。

我不反對全球化作為現實或概念的存在🧑‍💻。每一個地方的高等院校都服從全球性趨向——大眾化及其影響🐍、新通信技術的沖擊、學術機構對政府的責任🌉、全球性科研網絡👨‍🔧，等等。

許多諸如此類的發展把高等院校和院校系統全球性地聯結起來。英語作為科學交流和教學的通用語言的使用𓀁🕉，特別是當與國際互聯網（Internet）結合起來後🏊🏿‍♀️，使得交流更加便捷和迅速🤸🏻。跨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出現使得快速傳播新課程和變革成為可能，並且使缺乏充足的教育舉辦者的國家滿足其學生和國家經濟的迫切需求成為可能🐪。

幾個世紀以來，大學被看作是為人們從事專業工作（法律、醫學🤾、神學）與進行科學研究而提供教育的機構🧝🏼。大學保存並提供，有時還擴展社會歷史和文化。在19世紀𓀛，科研加入了大學的職責之中🐨，稍後社會服務也成為大學的一項職責。高等院校主要是由政府或教會舉辦的。即使是私人舉辦的院校也具有服務的使命。高等教育被看作是“公共產品”（public good），給社會提供有價值的貢獻🤌🏼，因而值得資助。

大學是學習、研究和通過運用知識為社會服務的場所。高等院校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社會壓力——即擁有學術自由，更準確地說是由於它為更廣泛的社會利益服務。為了保證教授們免於擔心社會的製裁而在課堂或實驗室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學術自由，他們往往獲得永久性聘任——終身製🚶‍♀️‍➡️👳🏽‍♀️。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今天，國際互聯網和知識全球化的崛起等給更小或更窮國家的院校機構或系統帶來了潛在的嚴峻問題🗻。在一個劃分為中心與邊緣（centers and peripheries）的世界，中心變得更加強大，邊緣變得日益邊際化🧏🏽‍♂️。國際學術系統不平等越來越明顯了。在位於工業化國家的世界一流大學主導著的競爭日益激烈☕️、迅速邁向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場景下，學術系統或單個大學很難獨立發展🎺。傳統的學術中心變得更加強大，並且越來越集中於北方的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及歐盟中的大國（主要是德國和法國，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

中心國家的準則🧑🏻‍🦯、價值觀、語言🧗🏻‍♂️、科學革命和知識產品主宰、擠壓著其他觀念和實踐🦩。這些國家不僅是占主導地位的大學和科研設施的產地，也是在新的全球知識系統中強有力的跨國合作的家園。微軟和IBM之類的信息技術公司📩🛻、生物技術與製藥公司（如Merck 和Biogen公司）、埃塞維爾和貝特斯曼之類的跨國出版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主導著知識、知識產品和信息技術的國際商業化🛤。在全球化世界中⏲🧔🏽‍♀️，小國、窮國幾乎不能自主🚲，沒有什麽競爭潛力🦂。高等教育全球化加劇了世界大學體系中本已很明顯的不平等。

知識商業化與高等教育

伴隨著日益出現的高等教育商業化，市場的價值準則滲透到了校園。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社會對高等教育態度的變化——高等教育被看作是有益於學習者或研究者的“私人產品”（private good）👩🏽‍💻。根據這一觀點，使用者應該為這一服務付費，就像購買其他服務一樣。知識提供變成了一種新的商業交易。公共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即政府，要麽不願要麽不能為擴展高等教育提供所需的資源。人們期望大學和其他中學後教育機構自己去尋找大部分資金。大學不得不更加像商業組織而不是教育機構一樣來思考。

在這一背景下👨🏼‍🏫，合乎邏輯的發展就是公立大學的私營化（privatization）——出售知識產品、與公司合作，以及增加學費。各類私立院校特別是營利私立院校的繁榮，是商業化的副產品。教育公司（其中一些自稱大學）出售技能和培訓，給顧客（學生）頒發學位或證書。研究被看作是一種可以替代的產品🦣，而不是推進科學前沿的探究活動♖。

WTO的介入

在這些變革了的環境中，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私營部門中，商業驅動的人們會關註自身以確保“知識產品”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地交易。如果這些利益群體大行其道🤽🏿，高等教育從各方面來說都會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樣服從自由貿易規則👩‍🍼。人們應當明白⏭，WTO規則及相關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從法律上講是一種捆綁物🚶🏻‍♀️。目前存在這樣一種風險✈️：與高等教育相關的規則會“處於雷達監控之下”，並且未加分析地被納入國際協定之中😗。無論什麽一旦成為WTO體製要求或規則的一部分，它就得服從一系列復雜規定。這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不但因為會有一套新的國際準則，而且因為大學將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定位：GATS和WTO的首要目標是要保證各類教育產品和院校都進入市場👷🏿‍♀️。

當然，高等教育貿易比香蕉貿易更難以製度化。但是，許多組織和人們正在通過各種努力做到這一點，創建一種方針性🪃、規則性的體製以形成高等教育的自由貿易。WTO將會幫助保證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個成員國建立分支機構，出口學位課程🤶🏽，以最少的限製授予學位和證書，在國外教育機構投資☢️，為其國外風險投資聘任教師，不受控製地通過遠程技術建立教育和培訓項目🫷🏼，等等🛬。

各種類型的教育產品將會自由地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已經作為國際條約一部分的版權、專利和許可規則將進一步得到強化。對跨國性的有關高等院校🛬、課程計劃🥷🏻👏、學位和產品的貿易做出規定是很困難的。希望參加這類進口或出口者🕵🏼，將得到國際法庭和法律行動的援助👰‍♂️。目前，對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裁決權完全在國家當局手中🟢。

這一動議提出的問題與高等教育觀念和高等院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小國的高等院校切實相關🚱。在一個對高等教育進出口難以進行實際的🧟‍♀️、法律的管理的當今世界，各國或單個大學如何維持它們的學術自主🌯？如何進行認證或質量管理？在公私立非營利性高等教育（幾個世紀以來的“金標準”）與新的咄咄逼人的營利性高等教育部門之間存在區別嗎🚴🏿？資金充裕的營利性跨國高等教育機構會推動其他高等教育機構遠離商業嗎？專職教授職位和學術自由能得以保存嗎🎷🧒🏿？有一點很明顯⚪️，一旦大學被納入WTO體製，其自主權就會嚴重削弱，高等教育和復雜研究就會變成服從國際條約和科層製的又一項產品🕺🏽。

WTO控製高等教育最大的負面影響將出現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迫切需要這樣的高等院校🦸🏻‍♀️，它們能夠對國家發展做貢獻🤡Ⓜ️、產出適應當地需要的研究、參與加強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行動。一旦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屈從於WTO所規範的國際學術市場，它們將會湮沒在著眼於營利而非對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發展做貢獻的國外院校和教育項目之中🏌️‍♀️。目前已在許多國家實施的認證和質量管理機製是否被允許目前尚不明確，但它們至少與跨國教育提供者有關🍆。

誰來管理高等教育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對其高等院校維持必要的管理。與此同時，如果大學要繁榮🈷️，就需要充分的自主權和學術自由🆔。幾個世紀以來，傳統大學在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職能。在這些職能隨著時間過去而變化的過程中，它並沒有消失🚣🏿‍♂️。廣而言之👩‍❤️‍👩，新動議和全球化對高等教育的挑戰是從中世紀大學面對民族主義興起和16世紀宗教改革的挑戰以來最大的挑戰之一。差不多一千年來📶🔗，大學把自己定位為負載著核心的教育使命和對學術價值觀的共同理解的機構。在大多數時期🌺，人們將大學理解為不僅是在實際知識領域提供教育的機構，還是社會的核心文化機構。在19世紀🏄🏼‍♂️，科學和研究加入高等院校的職責之中👊🏻。社會認為大學是特殊的機構，因為其目的超乎日常商業生活之外👨‍🦼‍➡️💅🏻。現在，這一切都受到了威脅。

學術共同體自身要對這些變化承擔部分責任👰🏻‍♂️。一些大學讓自己沉浸於商業活動之中🧑‍🎓🧑🏻‍🔧，其傳統的職責受到了妥協。一些名校如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建立的“營利性”分校就是這類妥協的象征。澳大利亞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學即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正在國外建立營利性分支機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在西班牙和新加坡建立了分院9️⃣。中國的許多大學則花大力氣提供有償服務和開辦技術公司。許多大學已經“上網”☝🏼，向世界各地的顧客售賣其課程和學位🧔🏻‍♀️。

大學如果要作為知識機構而生存下來，就必須密切關註教學❗️、學習和科研這些核心職責。執著於傳統的學術價值觀並非易事，但日益增長的商業化的代價是相當大的。

政府和其他公共權力部門需要給予大學為實現其使命所需的支持🙍🏼。從長遠看🧔🏽‍♀️，不斷緊縮的預算🫷、日漸緊迫的責任製（accountability）以及要求大學根本性地改變其目標，並不能為公共利益服務。公眾必須尊重高等教育的根本價值觀。

發展中國家對高等教育的特殊需求必須得到保護，WTO之類的條約會不可避免地破壞發展中國家正在出現的院校系統。第三世界目前處於多重國際關系之中，但是這些安排基於國家需要🐾，並且能夠選擇教育項目和合作夥伴。

WTO動議促使世界各地大學目前感到的各種壓力成為一個焦點問題。如果全球高等教育服從WTO規則，學術界就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大學為廣泛的公共利益服務的觀念將會削弱，大學將會屈從於市場的各種商業壓力——國際條約和法律規章強製的市場；使大學在發展中國家為國家發展做貢獻和加強公民社會的目標將很難實現💅🏽。大學確實是一種值得資助的機構，它們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社會使命🧎‍♀️。使高等院校服從WTO強製的市場規則，會破壞社會中最有價值機構之一的這種機構。

（本文為作者授權翻譯，將載《比較教育研究》）

[1] 作者菲利普阿特巴赫博士為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終身教授，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