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7月5日發表《性賄賂入罪的十大理由》(下稱《理由》)一文後🪛，顧則徐先生發表《性賄賂入罪🦌，吊死楊貴妃》一文(以下稱《顧文》)，提出批評意見。拜讀之後，發現顧先生對《理由》一文存在很大誤解，尤其沒有理解“入罪”是什麽意思🏡，感覺有必要加以澄清。
       在刑法理論上，“入罪”與“入刑”或者“治罪”大約都是一個意思。由於“入”字不難理解，把“入罪”一詞最粗略地理解為“納入犯罪之中”，這應該是一般的讀者不難認識到的。由此，“性賄賂入罪”的基本涵義就是👫🏻，對於性賄賂行為要列入刑法規製，予以刑罰製裁👱，也即《理由》一文所言“列入刑法的打擊射程之內”。《理由》一文的十點理由就是要闡述性賄賂為何要入罪👨🏼‍🔧，這一點不容置疑。
       但《顧文》說《理由》一文“所謂的‘十大理由’是在設定了性賄賂罪名既定下的發揮”，並以此扣上“邏輯混亂”、“使用概念偷換手法”等帽子，不知顧先生從哪句話或者哪幾句話得出了《理由》一文“將性賄賂設定為一個合理、公認的罪名”的結論。《理由》一文全篇沒有一處提到設立“性賄賂罪”或者“性賄賂罪名”(除了引用別人的一個調查或者國外的說法之外)🧙🏿‍♀️。
       “犯罪”可簡稱為“罪”，但“犯罪”與“罪名”卻不是一回事，“罪名”必須是刑法專門設置了犯罪構成要件和法定刑的。而“犯罪”的含義廣泛得多🚟，它強調的是對社會產生實質性危害的某類現象。舉例言之⛪️，我們平常說的賄賂犯罪，決不是指賄賂罪(名)👷🏽，中國《刑法》根本就沒有這個罪名💇🏼‍♂️，賄賂犯罪是指一大類罪名的集合，包括受賄罪🪐、行賄罪、單位受賄罪✍️、介紹賄賂罪等🧑🏻‍💻。將來，若性賄賂入罪🤷🏿，是在賄賂犯罪體系中專門設立一兩個具體罪名🐜，如性受賄罪和性行賄罪等🏋🏿‍♀️，還是通過立法或者法律解釋✋，將性賄賂行為納入到現有罪名的構成要件之中，還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但至少《理由》一文沒有說過要設立性賄賂罪這個罪名，即使要設立罪名，也還有立法技術上的問題，恐怕還不止一個罪呢。而這恰恰是《顧文》質疑的立足點🤵🏽‍♂️，如此質疑，令人不能接受。
       顧先生一定知道從“為什麽”到“怎麽樣”的一個研究問題的邏輯過程👧⛹🏻‍♂️，《理由》一文解決的是“為什麽”(治罪)，而不是“怎麽樣”，而設立性賄賂罪卻是解決“怎麽樣”(治罪)的問題，不是《理由》一文所論，本人的研究邏輯還是清楚的🪤。
       《理由》一文也沒有說外國都有專門的性賄賂罪名，而是強調，“不能因為不同國家適用打擊性賄賂犯罪的罪名或者方式不同，就認為性賄賂在國外沒有規定🫴。”也就是說，刑法打擊性賄賂🧯，不一定是設立一個“性賄賂罪”(罪名)，完全可以用別的罪名🏐，甚至可以是普通的賄賂罪名🚵🏽‍♀️，關鍵在於是不是要對性賄賂治罪👊🏼。
       《顧文》還提到中國刑法貪汙賄賂罪規定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之間的區別，我要說的是，中國刑法規定受賄罪的對象只限於“財物”🕓🪖，行賄罪所行之賄也限於“財物”，這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的給予“不正當好處”差別大矣，而不是“並沒有太大區別”。這一點早就是刑法學界的基本共識。至於說在犯罪主體的認定上💪🏽，在中國💆🏿‍♀️，作為受賄罪主體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實具有非常廣泛的範圍，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都是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司法實踐中更是常有寬泛解釋的案例🉐，所以🎲，我們的“國家工作人員”絕對不是“極其有限”的。
       如今，性賄賂可以認為是個社會問題，所以🦸🏻‍♂️，很多人參與討論🤙🏼🤵🏼，但性賄賂入罪主要是個學術性較強的刑法問題。學術有專攻，刑法也是一門需要學習和積累的專門性學問。我贊賞顧先生研討刑法問題的勇氣，但提醒一下很有必要。
       (作者金澤剛系恒达平台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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