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碑式的歷史書寫中🙅🏽‍♂️，女人的缺席👑，是世界性的共同點。關註“女性問題”🂠，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思想標誌，西方始於啟蒙之後，經由女性精英的問題意識💆🏻‍♀️，在人權框架下，伸張女性權利🏃‍♂️，並將民主價值坐實並再生為現代的兩性關系及其生活方式。同樣的學術關懷的興起🤹🏼，在中國也不例外🏪，對女性問題的研究與高度關註，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賴於當時最具思想力的男性精英們的參與。中國的現代之現代性，在肇始之初🙎‍♀️，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標誌就是“她”字的綻出，這個“她”作為差異思維的思想引擎，開動了重寫歷史的文化沖動，這包括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的重要工作與貢獻。
　　“啟蒙”之於當時的人們，究竟被體驗為什麽🦋？對於中國女人而言，從“婦”與“媳”到“女人”的轉變🔞🙀，被體驗為“放腳”-“出走”，即從“小閨閣”中的“內子女流”走向外面的世界，並顯現為大世界中的可以被看見的“新女性”，可見“新女性”一詞自身就蘊含著很強的政治以及存在主義意味。當然從道德意義上的“婦”轉身成為個體意義上的“女人”，這樣的新生是傷筋動骨的😵‍💫，其危險性在於“家”作為道德政治的根基及君主製的權力原型🎥，女人的“出走”相當於從原點上修改了整個的道德程序。從此，生命價值的根基須重新奠定⤴️，人如何辨認與肯定自己✣，有賴於新的思想體系的建立。“家國”理念的崩塌正是始於女人的背叛👩🏿‍🍳，這場“背叛”與“出走”的事件✴️，迎來的就是現代“國家”的誕生。
　　如果今天還來爭論這種改變的是是非非👩‍🎨，以現代百年經驗的坎坷多舛為根據，進而誇大並美化傳統的正當性，不管其論證路徑如何👫🏻，其中必然包括了對已逝去的間接經驗的浪漫想象——據德國社會學大師卡爾·曼海姆考證😢🦮，最初使用“保守主義”一詞的，正是19世紀的浪漫主義大家夏多布裏昂。盡管從現代經驗的反思性立場上來看，浪漫主義有其特定的功效🚶🏻‍♂️‍➡️，但這一方法如果應用於中國古代婦女的生活考察，保守主義者所喜好的特殊性與個案的獨特性⬜️，就會喪失一定的說服力🆚。簡單地說🤹🧛🏼‍♀️，逝去的時光之於女人，也許正是一種解脫，這也正好反證出現代的肇始之初——應從維新時代算起👩‍🦲，中國女權運動為何如此活躍🧡，即女人的現代意願為何如此強烈。
　　1924年，年僅22歲的新青年陳東原，正是在這樣的亟變氛圍之中，經由胡適先生的指導，撰寫了這本《中國婦女生活史》。該書以朝代順序為篇章結構，從上古一直爬梳到五四時期，顯然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對於有著深厚舊學底子的五四學人陳東原先生來說，只要涉及婦女的部分，典章製度、經史子集都可謂信手拈來⏺。一個明確印象就是👫🏼，“女教”整飭的嚴苛與權力集中的程度基本成正比。
　　上古婦女的生活相對自由，戰國之後“女教”萌芽🐱，經由秦的大一統，女人的生活空間就劃定在了“後宮”與“內室”。漢朝出了個女教聖人班昭🙍🏿，以《女誡》享譽後世，明確了女人的修行戒律，即“德、言、容、功”。陳東原先生指出🌖，一提“托古改製”🫵🏻，首先波及的肯定是“女人”🏋🏻‍♂️，柔巽與服從被鼓勵與激賞，並以法律的形式獎掖女人的貞潔👩‍👩‍👧‍👧，進而以名利誘導女人就範——這樣的方法在袁世凱執政時期也使用過㊗️。值得註意的是官方一方面提倡貞操🍾，但同時，官方壟斷的娼妓業也始於漢代，這壟斷持續到清🧑‍🦰，才認可民營👓。就女性主義而言🏊🏿，這只能有一種解釋🏇🏿：他們這樣做♚，沒有任何理由，主要是出於男權利益——只要他們願意。
　　在傳統名教的眼裏👨🏻‍🦼‍➡️，統治的松懈與女人的墮落互為證據🎨。晉代留下了諸多風雅女子的美談，所謂“風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女人可與男子同席同座🦹🏿‍♀️，高談闊論，顯然與“女教”戒律不符，亦成墮落之說。唐以後又相對寬松💽，這是萬千氣象🐺，有容乃大的時代，女人的日子相對好過一些。當然主要還是指娼門女子，她們在文化上的價值🤵🏻🔥，已經被唐代詩人傾情歌詠。唐代官妓盛行🥸，正因為這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期✥，要去找尋古代的女性文化精英，大部分都在娼妓史中👨🏻‍🔬👨🏼‍🍼，這倒是我們獨有的文化特色🫵。
　　以禮法裁定女人生活的另一高峰期，就是大宋了。開辟了中國學術思想之新天新地的新儒家，包括司馬光🧙🏻、周敦頤🈯️、二程和朱熹🎀，他們的另一貢獻還在於，將班昭的綱領性女教，不厭其煩地細化為“家範”。如果說在此之前的“女教”還是一般的規勸，價值的尊崇以及榜樣培植❕，那麽到了宋代，女人的“德言容功”一下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朝夕年月，時時刻刻的修行細則。道成肉身的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始於後唐的纏足🫵🏿，即當時宮廷婦女的時尚🕵🏼，到了宋代成為一種普遍的習俗👨‍🏫。大哲朱熹還躬身宣傳並推廣婦女纏足🚣🏼‍♂️，由此👡，“金蓮”作為女人的傷殘標記，朱子功不可沒。承印天道、內聖外王、君子理想的極致化，投射在女人這裏，便是程頤的名言——語境是朋友征求他有關婦女改嫁的問題，他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此話如此酷烈，有何君子風度可言👀🧑🏽‍💻？顯然，宋儒眼中的婦道🚓，是其純潔政治理想的另一投射，但可惜的是他們沒有找到“仁君”，“婦道”就成了某種移情與補償機製。
　　從此至明清，藏匿與裹腳，在空間治理與身體管製的雙重規訓下🛌🏽，陰陽互濟的自然宇宙觀被禮教整肅為清規戒律。傳統生活之於女人，一方面無異於一座不可穿越的“修道院”；另一方面，在道德踐行的榮譽榜上，女人可圈可點💚。女前輩們以其強韌的意誌力，將“成為女人”當作一項絕對律令🥍🫴🏽，在歷史身體之上鑄造了屬於她們的紀念碑🤰🏼，這就是“貞節牌坊”™️。當男性精英們在廟堂與山林之間輾轉喘息🧝🏼‍♀️，為內聖外王預留悠遊空間，體味逍遙生命之際，是女人將所謂的“天理”踐行為生活信仰🧗‍♀️，並一以貫之。就純粹性而言，“節婦”勝出“君子”，在天命觀的超驗維度上，女人的修為類似於某種神秘信仰👩🏼‍🦲。這使得我們在以後的巨變時代🧯，更好地理解女人所表現出的決絕與堅定，在這一文化線索之中才有據可依。只不過新/舊對立之後😶，“節婦”成了壞信仰，但抽象的意誌力並沒有改變。就是說，無論在何種道統之中，舊的還是新的，女人的出色表現亦無可厚非。一種隨聲賦形的高妙格調⛹🏿，在中國女人這裏，尤其明顯，她們最傳統，也就有可能最現代。
　　一個被一再提及的疑問就是🗣：中國的現代性是不是被動的？不僅從思想史的角度，甚至包括婦女史🧎‍♀️‍➡️🔸，這一論調都是不成立的🏚。整部《中國婦女生活史》寫到晚清，陳東原先生用心良苦地羅列出了道光年間👗，百位女詩人的籍貫與芳名🥏。而袁枚與女弟子的佳話正流傳甚廣，名門閨秀們結集詩社，組織劇團🚴🏽‍♂️😟，開始拋頭露面了。這一個信號已經表明，一種古老的文化有了更甦的內在沖動，並開始孕育著向上生長的力量。
　　相對於傳統而言✨🧑🏿‍💻，“女人”是一個現代的詞匯🅰️🌷。在古代，事姑舅為媳👽，事夫為婦⚙️，成為“媳婦”，有一套道德踐行程序，而女人的一生🔚🔡，只需摁下這道程序的確認鍵，她便完滿了。這套程序出自儒家正典《禮記·內則》，並明確規定“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當然也就“無私假無私予”，對此👍🏿，一無所有的傳統婦女遵從了幾千載🦙。就是說“女人”作為家的文化根脈🍃🏇🏻，她養育著家，是家擁有她😮‍💨，而她無法擁有家➞，她“無私器”的結果正如康有為先生所言：她自己則成了被人擁有的私器。看來，“無產者”的革命性並非將自己充公為國與家所有，而是說👹🦮，這個個體不應該被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所占有🙌🏻，這包括國與家🧘🏽‍♀️🦹。或者顛倒過來🫲🏽👨🏻‍🚀，她需先擁有“私貨”，方可證明其擁有家-國🧑‍🦽‍➡️。
　　在傳統五倫之中👩‍🚀，女人只出現一次，並且是以成就夫婦之道的一個元素，或者一個中轉站而出現的。一次性地被利用之後，其他的結構元素盡管由此誕出👉，但與她沒有多大關系𓀍。《大學》有雲：夫婦之道🍬，造端乎人倫，作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倫理原型，這裏隱含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感信念。漢語 “交情”一詞出自“惟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情”👖，尤見對君臣關系所隱含的政治理解👩🏻‍🦼，一方面有陰陽說支撐👯，而另一方面以“情”為暗線🏃‍♀️‍➡️。於是“為情所困”並非私人事件，私情外推為倫常定義，即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皆以“夫婦之情”為模板，這些對舉的倫常觀還可相互指涉。這樣一來🦮，其實公與私也就沒有什麽界限了，而現代政治的邊界公共性👩🏿‍💼，在傳統之中找不到對應的線索🧑🏻‍🔧。
　　有文化主義者指責簡寫體的“愛”，將繁寫體中的“心”劃掉了，以此嘆惋傳統的遺失。但究竟何為“心”，宋儒朱子認為↩️，心氣滿溢，變幻無常，人心須服從道心，從而規定了“天理”的主導性。於是，“心氣滿溢”的任意性有違哲學層面的理性，情感信靠如果不是宗教層面的聖愛，那麽在世俗秩序之後中，人們就是陷入情感網格與泥沼之中，盤帶牽纏不清，公共人格也就無從樹立📔。
　　從“人情大國”抽身而出，是現代理性的必然訴求👨🏻‍🏫。盡管傳統的“家”幾乎應有盡有🪜，它不僅滿足了人的情感需要，也同時滿足了人的精神需求，自我認同與“家”血肉交織，當然這需建立在宗親結構的基礎之上😖。但就“夫婦之道”而言，這兩個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男人與女人🙀，在理論上，基於什麽結為夫婦，即這處於五倫之首的倫理鏈條的前提，在我們的文化中明顯缺失🛌🏽，就是說歷史上的第一樁婚姻是如何發生的？顯然“寢席之交”的自然性欲怎麽可能成為人倫的唯一起點？
　　在此，沒有先驗的“人”的概念，你是誰？取決於你處在道德位序之中的什麽位置，這裏的難題就是🍹👩🏿，到底是結構先於人而存在，還是人先於這個結構而存在👩🏻‍🦲。因此，就性別而言，這樣的人文觀📤，既非來自自然差異，也非來自文化差異，因為所有的人都共在於這樣的位序結構之中🦸🏽‍♂️，或者說單獨的個體是沒有意義的☑️，每個人都是結構之中的某個環節🦡，而個體存在的意義取決於為道德機製的良好運作所發揮的功效。你是誰🧖‍♂️，顯然是根據道德要求踐行與修為的結果。沒有其他的理由。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恰恰是婦女解放啟動了現代性進程的基礎環節。“婦”這一倫理樞紐的瓦解🧑🏿‍⚖️，自然會迎來“個人”的概念，這亦包括個體意義上的“男人”🙅🏿‍♀️。就是說在夫婦之道以前所缺失的環節，反映在文化機製之中，表現為一種自我修復的能力。但僅有“個體”的歷史性顯現是不夠的🕯🆕，這個個體需在現代國家中得到承諾，所有的倫理重新奠基於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之中▫️👨‍👨‍👦，即公民身份的國家認同⇢。否則，“出走”之後，“娜拉”的結局看起來似乎成了一樁自我招致的罪。魯迅先生在1923年的一次演講中說，“娜拉”會遇上豺狼與獵豹，會討人嫌的🏊🏽。而一個野獸出沒的社會，恰恰在於國家觀念的殘缺。與此同時，當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以“大家庭”的面目出現的時候，對於離家出走的“女人”而言，這是最具迷惑性的🤟🏽，女性解放的艱辛與曲折可見一斑🧑🏊🏿。
　　一個俗常的偏見就是👨🏼‍🍼🤴🏽：斥責五四新文化運動破壞了傳統文化，但從《中國婦女生活史》這本書的翔實的史料考察來看，一個問題必須得到澄清，這就是由誰掌控的傳統？以及是由誰簽署的文化🧝🏿👑？與西方女權不同的是，西方婦女解放是人權框架的增補性🍘🤵🏽、調節性與後置性話語，而中國女權是與現代中國一同發生的👩🏻‍🦼📰，因此🕒，要理解中國現代性的發生機製，必須關切婦女問題。就政治創新而言，女人問題必然會刺激到傳統思維最為敏感的部位。　　

     （作者系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副教授，女性主義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