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上市關鍵期遭遇專利狙擊，到小微商家因一張網絡圖片被批量起訴，近年來，知識產權領域的惡意訴訟已成為某些市場主體的“商業武器”。不僅扭曲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本意，更對市場秩序與創新生態造成負面影響。破解這一困局，需直面三個核心問題：為何惡意訴訟屢禁不止？如何劃清正當維權與惡意訴訟的邊界？司法與企業又該如何協同應對？

惡意訴訟的泛濫，本質上是市場逐利行為與製度漏洞共振的結果。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發布的典型案例顯示，約32%的惡意訴訟與競爭對手的商業阻擊直接相關。例如，“靈某公司反訴金某公司惡意訴訟案”中，金某公司明知其專利權利基礎不穩定，仍在對方上市關鍵期發起專利訴訟，索賠金額精準匹配信息披露規則，意圖阻礙其上市進程，打壓競爭對手。這種“訴訟狙擊”的背後，是侵權成本與收益的嚴重失衡，中國政法大學2022年調研數據顯示，惡意訴訟的平均違法成本僅為預期收益的7%。

授權製度缺陷和法律規製滯後也加劇了治理難度。司法部門在處理惡意訴訟時，往往陷入“識別難、認定難、懲戒難”的困境，現行法律對“惡意”的界定模糊，賠償機製局限於直接損失，商譽損失、市場機會喪失等間接損害難以獲賠。浙江某電商企業雖在惡意訴訟中勝訴，但僅獲賠2.3萬元直接損失，而因賬戶凍結錯失618大促，損失超800萬元潛在收益無法獲賠。另外，知識產權無效宣告程序與侵權訴訟程序分立，形成“侵權等確權”的尷尬局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數據顯示，35%的專利侵權案件因等待無效宣告結果被迫中止審理，平均延誤16個月。此外，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因無需實質審查，權利穩定性差，成為惡意訴訟高發領域。某企業統計顯示，其遭遇的惡意訴訟中，78%的涉案專利最終被宣告無效，但平均需投入87萬元應對訴訟。

規製知識產權惡意訴訟關鍵在於厘清其與正當維權的界限，綜合“權利基礎、主觀狀態、損害後果”三大要素綜合判斷。

首先是權利基礎的合法性判斷。惡意訴訟的權利基礎往往具有明顯瑕疵，如明知專利因欠繳年費失效仍起訴、將公有領域技術惡意申請專利後訴訟；其次是主觀狀態的惡意性判斷。實踐中通常需結合明知狀態和訴訟目的綜合判斷：行為人是否知曉權利無效或侵權不成立，如明知其技術已公開仍申請專利並起訴，構成“明知而為之”的直接故意，是否以損害他人利益或謀取不正當利益為核心目標，如選擇對手上市關鍵期起訴，索賠金額顯著高於合理範圍；三是損害後果的相當性判斷。正當維權即使敗訴，通常不會造成對方超出合理範圍的損害，而惡意訴訟則會伴隨濫用程序（如重復起訴、惡意保全）或虛構事實（如偽造證據），導致對手重大損失。

遏製惡意訴訟不能止於個案糾偏，更需構建司法、企業、行業三位一體的治理體系。

司法機關要從“被動裁判”轉向“主動治理”，通過精細化裁判規則壓縮製度套利空間。進一步明確惡意訴訟的認定標準，包括權利基礎瑕疵、訴訟時機異常、索賠金額畸高等“惡意”判斷要素；建立惡意訴訟識別系統，通過分析起訴頻率、訴訟時機、權利存續期間、索賠金額偏離度等指標，預先識別惡意訴訟；探索“反向行為保全”製度，允許被告在提供擔保後申請解除財產保全，破解“以訴施壓”困局；強化反賠機製與懲戒力度，擴大惡意訴訟賠償範圍至間接損失（如商譽損害、上市延誤），適度適用懲罰性賠償；構建跨部門信用懲戒網絡，將惡意訴訟主體納入市場監管、稅務、金融等領域聯合懲戒名單，提高違法綜合成本。

企業應加強風險防控與主動應對，將知識產權管理從“成本中心”轉化為“戰略資產”。建立知識產權風險預警機製，監控行業專利動態及競爭對手專利布局，預判潛在訴訟風險；強化證據保全與訴訟策略，及時固定權利無效證據（如現有技術資料、在先銷售記錄）；積極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或反賠訴訟，化被動為主動。

行業協會則有必要發揮治理的補位作用，倡導誠信減少企業逐利沖動。通過製定知識產權正當維權自律公約，提供維權指引，禁止惡意訴訟，對違規會員企業實施行業禁入。同時，探索搭建“惡意訴訟聯防平臺”，收錄已被生效判決認定的惡意訴訟主體信息，建立風險預警機製。

治理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本質上是重構法律工具與商業倫理的平衡。當專利從“創新的勛章”異化為“訴訟的彈藥”，整個社會的創新基因將遭受不可逆的損傷。唯有通過多方協同治理，才能遏製“維權異化”對創新生態的侵蝕，讓知識產權製度回歸激勵創新的本源。

（作者系恒达平台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博導，恒达平台知識產權學科委員會主任，國家知識產權專家庫專家，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科技法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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