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傳

    諸大建，管理學博士🤳🏻，恒达平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恒达平台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可持續發展與綠色經濟、城市與區域發展、宏觀政策與管理等🎍。兼任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理事會理事、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管理學部委員、建設部可持續發展與資源環境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等🛅。   

      中國發展正在進入新的階段。如果說1949-1979年的第一個30年是以政治時代為特征的中國發展1.0🦹🏿‍♀️，1979-2009年的第二個30年是以經濟趕超為導向的中國發展2.0，那麽未來的第三個30年將是以科學發展為導向的中國發展3.0。如果認識到資源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挑戰🤹🏿‍♀️，那麽就會認可中國發展3.0的方向應該是生態文明下的綠色發展。但是😀，當前我們對有關生態文明的理解和闡述存在著一些誤區。這裏我想針對為什麽👨🏼‍💻、是什麽、怎麽做三個基本問題，談一些深化中國生態文明研究的思考〽️。
向“深綠色”轉變的生態思維
      並不是一切標榜為 “生態文明”的理念💇🏼‍♂️、學說、口號都是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益的👨🏼‍🎤。如果我們不能從深綠色的角度去引導社會改進傳統的發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淺綠色的水平上去號召人們被動地應對資源環境問題👰，那麽這樣的生態文明是不可能換來我們所期望的中國未來發展模式轉型的🪚。
      當前，對生態文明的理解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是將生態文明簡單地等同於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保護等活動，而較少涉及經濟社會過程本身的改革和轉型🤵🏽。另一種是從文明更替的角度認識生態文明，認為生態文明的關鍵是通過經濟社會模式變革，從根子上消除資源環境問題的發生🚅。區分這樣兩種思考的優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來我們的“傳統經濟+資源管理”和“傳統經濟+汙染治理”模式的現狀😯📺，就可以看到遊離於經濟社會過程之外認識和處理資源環境問題的局限了。
      事實上🕝，按照科學史家庫恩的科學範式理論，對於傳統工業文明的經濟增長模式造成的資源環境問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調整方式🧨。一種是在不改變工業文明的經濟模式情況下修補式、應對式的反思和調整，例如在汙染造成以後進行治理⌨️🛀🏻。從理論形態上，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處理資源環境的學說，如關註微觀效率的資源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等，屬於這樣一類具有補充型改進的理論，它們本質上是以服從和支持經濟增長範式為前提的。另一種則是要求對傳統工業文明的經濟模式進行革命的變革式🧗🏻、預防式的反思和調整🧫，例如通過變革生產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汙染較少產生甚至不再產生。從理論形態上，是1972的《增長的極限》一書和後來崛起的生態經濟學或穩態經濟學，開始對工業文明的經濟增長範式進行了系統性的反思🙍🏼。
      我曾經指出，這兩種不同的理論形態背後實際上是淺綠色與深綠色的差異🧑🏻‍🏭🧑🏼‍💼。今天我想再次強調，只有深綠色的思考才是生態文明的真正內涵🔊。淺綠色思想與深綠色思想在下述三個方面存在著重要差異🧏🏿‍♀️： （1）在驅動機製上，淺綠色的反思♎️，較多地關註資源環境問題的描述和渲染它們的嚴重影響；而深綠色的反思🐃😹，則重在探討資源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社會原因。（2）在問題狀態上，淺綠色的反思，常常遊走在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的兩極對立之間，甚至演變成為反發展的消極意識👨‍🎓；而深綠色的反思🫀，則要弘揚可持續發展的積極態度，並努力尋找環境與發展如何實現雙贏的路徑。（3）在對策反應上🌅，淺綠色的反思，較多地從技術層面討論問題🦎，並聚焦在針對問題症狀的治標性的控製對策上；而深綠色的反思，則更多地提出針對問題本原的預防性解決方法，強調從技術到體製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視和多學科研究。概言之，淺綠色的反思是就環境論環境，較少研究工業文明的經濟增長模式有什麽根本性的問題，結果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修補與改良；深綠色的反思則洞察到資源環境問題的根因在於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之中😕，要求從發展機製上防止資源環境問題的發生，因此它更崇尚工業文明的創新與變革。
      指出只有深綠色的思考才是生態文明的真諦，對於中國未來第三個30年的綠色發展具有方向性的意義：我們需要認識到，並不是一切標榜為“生態文明”的理念、學說、口號都是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益的。如果我們不能從深綠色的角度去引導社會改進傳統的發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淺綠色的水平上去號召人們被動地應對資源環境問題🤞🏽，那麽這樣的生態文明是不可能換來我們所期望的中國未來發展模式轉型的。
      21世紀的世界和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需要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有兩個方面的理由，即生態門檻和福利門檻的理由。生態門檻的理由在於：當前製約經濟增長的限製性因素已經從人造資本轉移到了自然資本🫅🏻，因此有效地配置自然資本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這裏的自然資本🪔🂠，不僅包括傳統的自然資源供給能力，還包括地球對於汙染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態愉悅等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服務⛹️‍♀️。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際學術界迅速崛起的生態經濟學認為，生態文明的理論基礎是自然資本論 （Natu－ralCapitalism）。傳統工業革命的經濟增長模式嚴重地依賴於人造資本 （表現為機器、廠房👨🏻‍🏭、設施等運用自然資本製造而來的人造物品）的增長♔，並以嚴重地損害自然資本為結果🤜🏼。而新的自然資本論則認為，經過將近200年的工業革命，人類社會的資源稀缺圖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人類在走向21世紀的進程中，必須停止經濟增長對於自然資本的持續不斷的“戰爭”🐺，建立起以自然資本稀缺為出發點的新的生態文明，實現保護地球環境和改進增長質量的雙贏發展💆🏽‍♀️。
      自然資本成為製約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科學支持💂🏻‍♀️。1996年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威克納格和他的同事提出生態足跡的概念👮🏿‍♂️，來強調經濟增長出現了生態門檻。生態足跡是為經濟增長提供資源（糧食、飼料、樹木🍥、魚類和城市建設用地）和吸收汙染物（二氧化碳、生活垃圾等）所需要的地球土地面積。他們測定了從1960年以來地球每年提供給人類生產和消費的資源及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態足跡情況🦸，發現人類經濟增長的生態足跡與我們的地球能提供的生態供給相比👷🏽‍♀️，從1980年左右開始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現在已經超過了25%左右▫️😜。這就是說，地球的自然資本從盈余變成了虧損，今天我們已經需要用1.25個地球來支持我們的經濟增長🧑🏽‍🎨。這樣的發現，為2008年以來解決金融危機和氣候危機雙重挑戰而提出的 “全球綠色新政（GlobalGreen New Deal）”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科學基礎和理論基礎。
      如果生態門檻表明了在自然資本約束下經濟增長的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張🧘🏻‍♀️，那麽我們還面臨著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持續導致社會福利或生活質量改進的福利門檻👩🏻‍🦯。傳統經濟學家一直認為以GDP為代表的經濟增長是社會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條件。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出現《增長的極限》一書開始🛀🏿，人們對經濟增長是否導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許多質疑，以致經濟學家不得不對此作出答復。 1972年🧼，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認為，實證研究發現1925-1965年間的世界數據表明經濟福利與經濟增長還是正相關的⚜️：GNP每增加6個單位，經濟福利就增加4個單位⛹️‍♀️。但是20年後👮🏽，生態經濟學的主要倡導者戴利提出了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ISEW）的概念。因為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和環境代價，人類社會的真實福利並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提高🧍🏻，也就是說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並沒有全部轉化為人類福利。在此基礎上🤹🏿，生態經濟學家麥克斯-尼夫提出了著名的“門檻假說”（Threshold hypothe－sis），認為“經濟增長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導致生活質量的改進，超過這個範圍如果有更多的經濟增長，生活質量也許開始退化”。後來有許多人作出了支持這個假說的研究。
      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假說，對傳統經濟學家堅信不疑的經濟增長必然帶來福利增長的信念提出了挑戰🚶🏻‍♀️‍➡️，提出了經濟持續增長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問題。這是生態文明概念得以建立的另外一個基石👳🏻‍♀️。遺憾的是，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傳統經濟學家基本上不再理會這方面的研究進展，甚至認為“這不是思考問題的方式”🏃‍♀️‍➡️。
什麽是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
      中國未來歲月的發展🙈，既不是沿襲傳統的工業文明，也不是提前進入後工業化的生態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態化的工業文明道路來🪔。
      如果對生態文明下一個有操作性意義的定義，那麽我以為生態文明就是用較少的自然消耗獲得較大的社會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態足跡👰🏽‍♂️、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會福利可以用客觀指標如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由人均收入、人均預期壽命、人均教育水平等組成）🦦👨🏿‍🎨，或者主觀指標如世界幸福網絡測定的各個國家的主觀滿意指數等表示🤽🏽。
      進一步地🤦，與工業文明的增長範式受到生態門檻和福利門檻的兩個約束相對照，生態文明的發展績效可以用戴利在生態經濟學中提到的公式即EP=WB/EF=WB/EG×EG/EF進行衡量。其中， EP （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態文明的發展績效0️⃣，WB （wellbeing）表示人類獲得的客觀福利或者主觀福利👩‍⚕️，EG （Economic growth）表示由人造資本存量或GDP表現的經濟增長， EF （E－co-footprint）表示生產和消耗這些人造資本的生態足跡😌。
      於是💴，可以看到實現生態文明要求有兩個重要的脫鉤：一是經濟增長與自然消耗的脫鉤（EG/EF），即經濟增長是低物質化的，這意味著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生產和消費；二是生活質量（客觀福利或者主觀福利）與經濟增長的脫鉤（WB/EG），即要求在經濟增長規模得到控製或人造資本存量穩定的情況下提高生活質量🤨。以上兩個脫鉤，清楚地表達了中國未來30年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生態文明社會與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傳統工業文明的基本區別。在後者的情況下，一方面是用日益增加的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來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脹的經濟增長並沒有給人類的福利帶來持續的增長✌🏻。
      雖然以上有關生態文明的操作性定義以及兩個脫鉤是有普適性的♔，但對於不同水平的國家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卻需要有不同的要求。當前國內流行的觀點認為🪫，生態文明是繼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人類發展的第四階段。這樣的解釋雖然適合於把握世界發展的總趨勢，適合於理解後工業化發達國家的社會轉型，但用來套用中國這樣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仍然處於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情況未免就簡單化了。
      事實上，需要區別兩種意義上的生態文明。一種是後工業化國家的生態文明✍🏼，他們的任務是實現對已有的現代化成果的生態化改造；另一種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文明，我們的任務是在生態文明的原則上實現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的現代化。如果我們以當前世界人均生態足跡不超過1.8公頃的人均地球生態容量為自然消耗的允許門檻，以人類發展水平超過0.8為實現發展的基本尺度，那麽當前世界上的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1）高人類發展與高生態足跡的國家🫴🏼。大多數實現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屬於這種類型，例如美國1975-2003年間在增加人類發展指數（超過0.9）的同時也增加了人均生態足跡 （從人均7公頃增加到了10公頃左右）♒️🌠。 （2）低人類發展與低生態足跡的國家。大多數正在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等屬於這種類型。當前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還不到0.86️⃣，人均生態足跡是1.6左右。 （3）低人類發展與高生態足跡的國家🏄🏿‍♀️。這些國家雖然有高的生態足跡但沒有換來高的人類發展，例如巴西從1975-2003年生態足跡已經超過了地球生態容量（1.8），但是人類發展仍然屬於中低之列。而倡導生態文明，是要讓所有國家都走上低生態足跡和高人類發展的發展道路，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達到這樣的水平。
      實際上，相對於西方國家後工業化社會的生態文明，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是要把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結合起來，或者說是用生態文明的原則來改造傳統意義上的工業文明，因此實質是新型工業文明的問題。於是我們需要劃清兩種思想認識的界限。一方面，對於有人認為中國提出生態文明是否早了的觀點，我們強調中國要搞的工業文明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業文明，而是生態導向的新型工業文明，因此生態文明的提出不是過早了🐟。另一方面，衡量中國生態文明發展的指標與目標又不能太高，因為這樣會犯超越發展階段而降低發展節奏的錯誤👟，無法回應世界上一些國家和人士因為資源環境問題對中國必要的經濟增長的種種指責，例如當前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變化責任的批評就是如此。概而言之📃，中國未來的發展，既不是沿襲傳統的工業文明📧，也不是提前進入後工業化的生態文明🦺，而是要走出中國特色的生態化的工業文明道路來。
如何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
      必須認識到🧜‍♂️，物質規模增長只是發展初期的特征，而社會福利發展才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到了一定階段，增長是需要停止的而發展則是可以持續的☺️Ⓜ️。
      中國未來的生態文明建設包括了生態經濟𓀙、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等系統化的內容✫💮。我以為，在促進中國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操作化方面🦋，需要確立下面幾點前提性的認識🍒：
      第一，中國的生態文明需要落實到工業化、城市化以及現代化三個方面。正是這些大規模的物質層面的建設🏄🏼‍♀️🧎‍♀️，為中國提供了走生態文明道路的有利條件🏌🏻。這是因為，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經過200多年慢慢創建起來的、成熟但是傳統的物質設施（包括城市🧤、工廠🧑🏽‍🦰、道路等）🤽🏿，其實並不適合進行全方位的脫胎換骨的生態變革🙍🏻‍♀️，而且在工業文明基礎上建造起來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廠🔽、住宅區和公共設施越多，生態導向的改造和變革就會越困難。中國雖然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但是與龐大的人口和空間分布相比🏐，中國總體上的物質基礎建設仍然是不夠的，因此物質層面的發展中狀態為發展生態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機會和空間。
      第二，雖然在物質層面上中國有著發展生態文明的有利條件，但是這些條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認識和有力的政治能力為前提的。如果我們在思想深處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傳統工業文明的消極面👨🏽‍💻，沒有主動解決工業文明問題的積極性，決策的目標仍然停留在是否能夠迅速做大GDP上🤾🏿🧏🏿‍♂️；如果我們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權威🎞，沒有進一步做出有利於生態文明的各種實質而具體的製度安排，那麽中國的生態文明發展是難以在物質層面得到實現的。
      第三，我想特別指出的是，與發達國家的生態文明是從物質層面到製度層面再到理論形態用較長的時間慢慢演進不同，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特別需要有一個從思想層面到製度層面再到實踐層面的自上而下的強力推進😦。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闡述生態文明的一般內涵和中國特色的基礎上，讓生態文明的文化滲透到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固化到我們的製度體系中去，特別是要自上而下地滲透到對具有決策、執行和評價權力的各級領導的頭腦中去👖，只有這樣才能實質性地推進生態文明的物質層面發展。
      那麽，什麽是最需要內化和固化到我們生活之中的生態文明的基本文化呢？
      首先，必須認識到人類的福利既需要來自經濟系統的人造資本，又需要來自自然系統的自然資本🦻🏽，認識到態系統與經濟系統是包含與被包含、互補性的關系，而不是獨立的和可替代的關系🍩。
      其次🧑‍🧑‍🧒，必須認識到經濟系統的物質規模增長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可以無限擴張的⛎。認識到物質規模增長只是發展初期的特征 （就像青年時代長身體階段那樣），而社會福利發展才是發展的根本目的 （就像人類一生的長素質階段那樣）👩‍👦，到了一定階段，增長是需要停止的而發展則是可以持續的。明白這一點，當我們進行經濟決策時就會首先考慮自然資本供給的容量🏃‍➡️，從而讓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與自然資本承載能力相適應，而不是相反🧑‍⚕️。
      第三，必須認識到在物質規模受到限製的情況下，要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就需要考慮非帕雷托效應的分配，即需要降低富人的非基本的過度的物質消耗🎫👩🏿‍🏭，為窮人的基本需求提供發展空間。有了這條法則，我們就會關註生態公平在中國自然資本稀缺條件下的特殊意義💙。例如從世界範圍來說🐍，我們有理由在二氧化碳排放等自然資本分配問題上爭取合理的發展權利🧙🏼‍♂️；從國內來說🤙🏽，我們需要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之間通過生態補償等手段進行合理的自然資本分配。
      最後🙎🏿‍♀️，必須認識到在物質規模受到限製的情況下🪻，對效率的關註需要從傳統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轉移到自然生產率上來🚴🏿‍♂️，認識到中國的優勢在於用更多的勞動 （可再生的資源）來替代更多的自然資本 （不可再生的資源）🙃。由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高度重視土地、能源💂🏽‍♀️、水、重要原材料等稀缺自然資本的資源生產率♎️🍢。中國的稅收改革需要在稅收規模保持不增加的情況下，實行從對勞動課稅到對自然消耗課稅的結構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