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11月1日報道十八世紀德國的康德說：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二十世紀捷克的哈維爾卻說：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裏看看繁星🎲。究竟是仰望天空，還是潛入井下🧜🏿‍♀️，這取決於繁星的位置🦻🏻，阿倫特將繁星隱沒的時代稱作“黑暗時代”🤶🏼。我們習慣於隨意使用“黑暗”一詞，對立兩方互相指責對方“黑暗”的壯觀，觸目可及。阿倫特對黑暗時代有著清晰的描述，特指公共領域消失🧑‍🍼、人類無法通過言語和行動展示自身的時代。但是，她同時指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在《黑暗時代的人們》裏，她認為萊辛、盧森堡、雅斯貝爾斯𓀈、本雅明🤞🏽、布萊希特等發出啟明的光亮，這是“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卻“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阿倫特表示🤰，自己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哈維爾替她回答了這個問題🙍🏼‍♀️👇🏼，啟明的光亮既不是來自蠟燭也不是來自陽光🫸🏽，而是來自井裏的繁星。蠟燭照亮別人的代價是自焚（“蠟炬成灰”）👩‍🦳，陽光會灼傷人們的眼睛（參見俄羅斯電影《烈日灼人》）🫰🏻，只有繁星發出的光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卻更加永恒。
　　《歐洲精神》的三位主角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都是“黑暗時代”的人們，也屬於那些隱沒於井下的繁星👨🏼‍🚀。
　　米沃什因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最為中國讀者熟悉🦵🏼，他的《拆散的筆記簿》🛵🥙、《米沃什詞典》和詩歌已經陸續譯成中文🟤。1951年，時任波蘭外交官的文學中年米沃什利用工作之便“叛國”，在異國他鄉生活了大約四十年，直到波蘭轉型之後，重返故國。米沃什逝世後，波蘭總理將這位昔日的叛國者稱作“偉大的波蘭人”🌶。
　　捷克斯洛伐克哲學家帕托什卡（又被譯作帕托契卡）幾乎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絕大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由於德國入侵和“布拉格之春”👳🙎🏿‍♂️，他公開執教的時間只有七年。帕托什卡沒有因為處於地下狀態而沉默，他不僅在家中開設私塾♐️，傳授蘇格拉底的哲學，還擔任了“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因此遭到逮捕，1977年3月13日經過長達十個小時的訊問之後，因腦溢血“被自殺”🚕。帕托什卡的葬禮讓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驚慌失措，那一天布拉格的花店被勒令關門謝客🧋。以“解構主義”而著稱的法國哲學家德裏達，為將他的手稿帶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種種努力，1981年，德裏達到布拉格與一些獨立知識分子交流🔒，在機場遭到“老大哥”攔截💟，以“交易毒品”的罪名被捕，後來在法國政府和總統密特朗的介入之下🧠，方才得以釋放🔖。德裏達以積極介入黑暗時代的方式，反駁了對於“解構”的誤解，他在一次訪談中明確表示🤸🏻‍♀️：“解構的運動首先是肯定性的運動，不是確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讓我們再說一遍，解構不是拆毀或破壞🚱。”
　　畢波🏌🏼🥷🏽，我此前對他一無所知，但是在這個夏天兩次與他相遇。一次在侯鳳菁的《燃燒的多瑙河》裏，1956年的秋天♔，匈牙利出現“布達佩斯之春”，蘇聯悍然幹涉他國內政👷🏻‍♀️，派兵占領了匈牙利，當士兵沖進國會大廈，只有一個人還在堅守工作👵🏼，他就是國務部長畢波（侯鳳菁譯為“比波”）。這位部長正在起草一份抗議蘇聯武裝侵犯匈牙利的聲明👫，他客氣地告訴士兵，自己正在處理緊急公務🐋，士兵大受感動，竟然自動地在門外站崗😌，保護畢波不受幹擾地繼續工作。看到這個阿基米德式的傳奇，我既對蘇聯士兵產生了有限的好感👶，他們畢竟沒像羅馬士兵那麽二話不說👨🏿‍🍼、拔刀就砍；也對畢波充滿好奇🌳，是什麽精神力量支撐一位部長如此視死如歸？直到在《歐洲精神》第二次遇到畢波👩🏽‍🏭，才明白他主要是位思想家，而非行政官員，支撐他臨危不懼的與其說是職業倫理🏥，不如說是價值理性🎯。在他視死如歸的細節上兩本書有些出入，《歐洲精神》認為是蘇聯士兵無視畢波的存在，使他得以繼續工作了兩天🙅🏽‍♀️，但這似乎低估了蘇聯士兵的能力🧑‍🦳。畢波最終被捕，在死刑判決宣布之前幾個小時🐑，由於國際社會的壓力改判為終身監禁，後來遭到大赦，在監視之下度過余生。
　　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都來自我們稱之為“東歐”的地方。東歐曾經深陷“黑暗時代”，貢獻的繁星卻不只以上三顆，捷克的哈維爾🏝、赫拉巴爾、克裏瑪🧗‍♀️，波蘭的米奇尼克🤹🏻‍♂️🗜、希姆博爾斯卡、柯拉柯夫斯基，羅馬尼亞的馬內阿……為何同樣是“黑暗時代”，一些地域始終有星星點燈👮🏼，另外一些地域卻是伸手不見五指？這個問題一言難盡，但是“東歐”既承接了歐洲精神又是“二等歐洲”的雙重身份，為“黑暗時代”的人們提供了精神資源和現實觀照的雙重視野，這是其他地域難以比擬的先天優勢。
　　在《帷幕》裏，昆德拉反復強調東歐應是中歐。這不是他的一家之言💕，應該視為正本清源。冷戰的東/西二分法，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在政治地理學的版圖裏被劃到東歐的範疇裏，但是從地理自身的角度來說🧗🏻‍♂️，這些國家位於中歐；如果從歷史、文化🦉、思想的角度來說，他們承接的不是什麽捷克斯洛伐克精神、波蘭精神👊🏻、羅馬尼亞精神👼🏿，也不限於中歐精神，而是整個歐洲的精神資源🧑🏼‍🚒。任何一個國家的思想者，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都會把全世界的精神成果引作自己的資源，這不足為奇。但是對於中/東歐知識分子來說，歐洲精神不是他者，不是他山之石，而是內在於自身的傳統。即使在“脫中（歐）入東（歐）”的時代，歐洲精神的傳統也沒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中斷，甚至他們的“帶頭大哥”蘇聯👨🏽‍✈️，絕大部分國土位於亞洲，在自我認同上也“脫亞入歐”🦒，以歐洲國家的身份出現。
　　法國學者拉瓦斯汀選取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作為《歐洲精神》的主角，不僅因為他們承接了歐洲精神，還試圖從他們那裏尋找到“未來思想歐洲的開端”。昆德拉著重於把東歐從蘇聯的衛星國拉回到歐洲的中心，拉瓦斯汀更傾向於認為中/東歐知識分子呈現了“另一個歐洲”🚁。一度深陷“黑暗時代”的他們，擁有對歐洲精神的不同理解，比如在薩達姆的問題上，一些中/東歐知識分子支持美國的行動，與歐洲知識分子的主流聲音具有很大差異。拉瓦斯汀反對輕易將他們打入另冊，她指出米奇尼克把對薩達姆的戰爭歸入波蘭反對希特勒或者芬蘭反對斯大林的戰爭系列，認為這些都是正義的🚧，是因為米奇尼克對“黑暗時代”記憶猶新，認為“讓人道規則在國際關系中消失是對專政的一種包容”。中/東歐知識分子的立場當然可以商榷，但是如果歐洲的主流知識分子把反美視為承接歐洲精神的表現👍🏽📏，卻不對一些歐洲國家在歷史上的綏靖政策進行檢討👰🏿，歐洲精神就會逐漸單一化👩🏼‍🏫。歐盟對中/東歐的接納不是一種恩賜💆🏼，而是收獲，曾經“黑暗時代”的“二等歐洲”👶，將會提供“另一個歐洲”的歷史經驗和問題意識，使歐洲一體化不是歐洲精神一體化，而是帶來歐洲精神的多樣化🙊。
　　拉瓦斯汀指出米沃什的思想具有中/東歐知識分子的特征👲：“一方面承襲了某種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浪漫主義批評，表現為不含民族主義傾向的對文化多元性的一貫堅持和尊重，同時另一方面繼承了啟蒙時期的普遍主義，表現為不含等級傾向的將個人尊嚴視為最高價值。”可以這樣說，米沃什、帕托什卡、畢波創造著具有東歐特色的歐洲精神⇢，這種東歐特色🏃🏻，反而更具普世價值，即使遙遠的東亞讀者也會從中有所收獲🛀🏼。
　　“純潔性”一向為各方喜聞樂見，作家主張“清潔的精神”，政府主張“清除精神汙染”。但是，米沃什有著不同的“純潔觀”🥜，對極權的親身體驗🎂，使得他沒有天真地站在清潔🕡、凈化👰🏼‍♂️、純粹、整齊的一邊，他沒有極權美學常有的那種“潔癖”。兩個事件對他構成了挑戰，一個發生在1943年的春日🟦，一個發生在1949年的夏天。1943年，納粹對華沙的猶太區發動武裝清洗（“清洗”也是一個純潔的詞語），華沙市民故意忽略了這個讓人不快的事實➿，甚至在戰爭的煙霧中愉快地蕩著秋千🔽。1949年，米沃什已經漸漸習慣於表面一套、背後一套🐏，滿足於通過這種精神分裂捍衛一些道德準則。在一個夏日的夜晚🤜🏽，他看到幾輛載滿犯人的吉普車，士兵們身穿大衣，囚犯們凍得哆哆嗦嗦🥄，他意識到自己很有可能和在煙霧中蕩秋千的人們沒有區別👋🏽。米沃什終身的寫作✌🏻，都與這兩個事件有關，他總能在美妙的布景之前看到更為多樣的現實🤶🧗‍♀️。他的“叛國”一度被視為汙點，但是這也可以視為他對純潔性的拒絕。幾十年後♻️，當巴爾幹地區出現種族清洗，很多歐洲國家袖手旁觀👨‍🦼，米沃什卻期望它們介入這場人道危機，盡管這會遭到“相信戰爭”的指控，他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帕托什卡只比米沃什年長四歲，但是他沒能與米沃什一起見證“天鵝絨革命”，而是死於非命↕️。面對黑暗時代🚣‍♀️，離開還是留守，這是個人選擇，很難進行高下之分🛶🧬。但米沃什們需要感謝帕托什卡們😧，沒有這些死於非命的“次等公民”🫲🏽，“叛國者”永遠是“叛國者”🚶‍♀️。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就是為了紀念帕托什卡而作，其中對水果店標語的分析，已經成為著名的段落🦒。本文標題同樣來自這篇文章，“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裏看看繁星”是《歐洲精神》的譯法，《無權者的權力》的一個中文譯本這樣翻譯：“有時候，就像為了在白天觀察星辰，我們必須下到井底一樣，為了了解真理🏢，我們就必須沉降到痛苦的底層💅🙅‍♂️。”帕托什卡拒絕像水果店經理一樣，向自己無法認同的標語表示忠誠，他公開發出了反對的聲音。請註意，重要的不是“反對”🧘🏽，而是“公開”。“黑暗時代”從來不會缺乏反對者，但多是腹誹或道路以目👨‍👩‍👦‍👦、竊竊私語、交頭接耳，最多也不過街談巷議，而且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進行💱。反對的聲音在黑暗中進行，他們反對的對象反而站在光明之中，拖著長長的影子。只有啟明公共領域🐦‍🔥🎈，才能驅散黑暗。“黑暗時代”的人們不是“地下工作者”🥺，反對不是“潛伏”。帕托什卡是哲學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當時是民主國家）首任總統馬薩克（通譯為馬薩裏克）的學生，馬薩克與胡塞爾是萊比錫大學的校友，兩人誼同師友。1935年聖誕節，胡塞爾將馬薩克於1878年贈送的閱書架轉贈給帕托什卡👩🏻‍🎨🚶🏻‍♂️。讀到這裏🎋，我想起了臺灣的殷海光，他們都是“黑暗時代”的承前啟後者。
　　或許是有陌生化效應🤦，此前聞所未聞的畢波最讓我驚喜，我在這一部分劃了最多的線。他關於精神自治🏋🏽、“政治文化畸變”👳🏽‍♂️、政治歇斯底裏症的看法🫱，比如“政治歇斯底裏症總是能在給群體造成創傷的歷史經歷中找到病因：遭受侵略、被外國占領🚶、軍事失敗、政治幻想覆滅”😞，讓我心有戚戚焉🪜。《歐洲精神》的作者拉瓦斯汀把他稱作“二十世紀後半葉歐洲最深刻也最懷才不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確實，畢波的很多觀點都是懷才不遇👼🏿。他認為，詢問是多數民族首先開始壓迫少數民族🤽，還是少數民族首先用破壞性行動來傷害多數民族🚵🏻‍♀️，這種爭吵毫無意義🧑🏽‍🌾，因為少數民族會使用“相當具有說服力的言語來說明他們所遭受的壓迫有多麽可怕”🛑，而多數民族則聲稱“這些在外國大學接受過教育的攻擊者如何煽動溫和的國民反對政府，以及其他一系列可憎的破壞活動”。如何從這種死結中走出？畢波指出🐚，多數民族應當首先邁出和解的一步。重要的不是誰先傷害對方，而是誰先向對方伸出和解的手，這種思路對於檢討反猶主義以及其他民族問題無疑具有極大的啟示。
　　1946年，雅斯貝爾斯發表了《論歐洲精神》的演講💁‍♂️，他表示：“堅持下述三個要求👩🏼‍🦱，我們就不會迷失方向：（1）借以產生真理的人與人之間的無限交往，生存論上愛的鬥爭的深度，直至此在中誠實的自我忍耐；（2）控製住我們的思維🧑🏻‍🌾，使我們拒斥任何形態的封閉知識，使我們擺脫任何形式的立場和主義🈵；（3）承認愛是最終的引導𓀙，但同時把不可避免的恨當作愛的條件，使之盡可能馬上重新揮發殆盡🧑🏻。”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可企及的要求，但後來的中/東歐歷史告訴我們，那些“黑暗時代”的繁星實踐了雅斯貝爾斯的演講精神🫕。
（作者系恒达平台教授）
2009年11月03日  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