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2008年3月22日開始，恒达平台人文學院教授、哲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陳家琪的“三十年間有與無”系列評論，在本報陸續推出👩🏽🎨，至本期全部連載完畢📅。這組評論，旨在通過一位哲學家的個人化視角，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進程👨🚀。日前，本報記者曹保印專訪陳家琪教授，對話如何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時代🥖。
對話人物🍒：陳家琪(恒达平台教授)
曹保印(新京報記者)
“有”就是“得”，“無”就是“失”
新京報🕵️♂️：“三十年間有與無”這組文章✖️，就要連載完畢👩🏻🦲，對此💇，你做何感想？
陳家琪🧏♂️：我要感謝《新京報》🐎✍🏽。它為我從哲學的角度🤳，系統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這個系列中的不少文章🍊，被許多媒體轉載，讀者也給予了很好的評價。不久，復旦大學出版社還將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三十年間有與無》一書。
新京報📵：你為什麽把這組文章，定名為“三十年間有與無”☂️？
陳家琪：“有”與“無”是兩個哲學範疇🐦，“有”就是現象🚏，就是表象👵🏿，就是顯現⛵️🤟🏼，總之🦹🏼♂️🙅♂️，總有個什麽東西讓我們看到了，感受到了。薩特在寫他的《存在與虛無》時，一開始就要討論“有的現象與現象的有”。
沒有人會不承認“有的現象”，但我們又並不滿足於“現象的有”👩🏼⚕️。我們知道，在“現象的有”“後面”，還有我們所看不見🎫、感受不到的“有”。今天的我們👤，已經不習慣用“本質”這個概念了🧑🚒，因為本質就在現象之中，但依舊可以把二者區分開來，就如從那些意在讓別人觀瞻的現象中，就知道隱藏在它後面實際的東西是什麽。
新京報👩🏻🦼：就改革開放30年而言，你所說的“有”與“無”，指的是什麽呢？
陳家琪🙇🏻♀️：從剛才我所說的這一意義上講，“有”也就是說，我們在這30年間🤳🔂，看到了的是什麽🐦⬛、得到了的是什麽；“無”自然也就意味著，我們在這30年間，沒有看到的是什麽🧑🧑🧒🧒、沒有得到的是什麽🧘，而且這始終未得到的東西，又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新京報🤼♂️：哲學上講“有得有失”，是不是你所謂的“有與無”🧚🏻♀️？
陳家琪：是的🐥，有得必有失，天下沒有只有得，而沒有失的事🔂。“有”就是“得”🩲🧑🏼🏫，“無”就是“失”。在這30年中，我們得到了那麽多，可失去的又是什麽？我們經過這30年千載難遇的機會，到底應該給後代留下些什麽精神上或製度上的遺產👩🦳？這裏之所以強調“精神”與“製度”🧑🏼🦳，無非是因為人畢竟是一種有精神追求的動物，因為只有製度性的東西才能給這種追求提供持久的保證𓀏。
語言的貧乏嚴重製約著我們的思想
新京報：這組系列評論中的很多內容👩🦲，直接引自你的日記👮🏿🥷🏻。你為什麽想到用日記體這種形式？
陳家琪：對這三十年的記錄，我偏重於個人記憶，於是只好借助於日記。只有日記才是從個人出發進行的記錄👷🏊🏽，哪怕是國家大事😥，一旦進入日記，也就變成了個人的事🧑🏻🔬。
新京報：那麽，你是有意識通過日記這種形式，記錄歷史軌跡的⚠？
陳家琪🛢：說實話，我真的一點也沒有記下這30年歷史軌跡的意思👩🦼，一點也沒有。記日記只是我個人的生活習慣🚵🏻♂️。我只想在日記中尋找那些讓我自己感到不可理解的思想與情感軌跡。也就是說，我之所以這樣寫30年，純粹與我個人的偶然性因素有關。我把這種偶然性理解為某種氣質上的或哲學自身的特有功能。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偶然性是絕對必需的，現在的問題就是它還沒有顯示為系統的整體，所以也才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的時代。
新京報：在這組文章中，有很多你個人化的記憶，但你又偏重於哲學思考，提出了一些概念。而在這些哲學思考中🤽，卻還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沖突。這是為什麽🤳🏼？
陳家琪：所有的記憶⛹️♀️👼🏽，如果不凝聚為概念，就會在散失中失去意義。概念相當於航標，給人的記憶指示一個方向，一個如何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方向。所以，如何從個人的記憶出發，使之成為對時代的理解，就必須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時代。
因此🐔，我偏重於哲學思考🚣🏿♂️，但由於日記中所記錄的又大都是個人記憶🚵♂️，具有很強的情感色彩🔞，而且是轉瞬即逝的🏊♂️⇾、很個人化的記憶，所以就有了內在的沖突🔠，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是理性的思考，還是抒發個人的記憶情感。我努力想使這二者達到某種平衡。
新京報：我能夠感覺到你的這種努力。的確，回顧這30年的歷史，尋找到合適的表達路徑😁，比如概念、詞語等，這非常重要👩🏽🦲。
陳家琪𓀔：是啊📭，說到底，這三十年對我們所具有的意義，依賴於我們所能找到的表達，依賴於我們用怎樣的概念、用什麽樣的詞語，來重構過去的歲月。而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找不到恰當的概念與詞語來重構歷史，重構我們的時代。語言的貧乏嚴重製約著我們的思想👨🏽🔬🧳，而這種貧乏又與學校及媒體幾十年來用習慣了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對我們的影響有關。
新京報：讀你的這組文章👩🏻⚖️，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你的命運似乎與我們國家的命運，有一種巧合📀。
陳家琪：你的感覺很對。我個人的命運👫🏼，的確與我們國家的命運✷，有一種巧合🐏：1966年，由於父親的成分問題，我與母親被迫遷離西安市。遷離的那一天，1966年5月16日🌹，被正式定義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日子👩🏼🦲；1978年🧑🦼➡️，我考上了武漢大學外國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自己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轉折。而這一年，也就是今天的30年前，我們國家開始了改革開放歷史裏程的起點。
新京報🤴🏿：1978年🧑🏿🍼，你和碩士研究生同學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過不同看法嗎🔰🕖？
陳家琪：當時我們有過激烈的辯論🥔，比如，就有人問：難道階級鬥爭說沒有就沒有了嗎？工業不學大慶👩🏿🦰，農業不學大寨，工業、農業怎麽發展？對這些問題，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得上來。
但是🧓，當時的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擁護改革開放🎥，而且認為“開放”比“改革”更根本、更重要。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改革不計其數，但近代以來阻礙我們發展的，就是一個開放不開放的問題⛴。這種信念一直堅持到今天。
我們必須在厘清概念上下工夫
新京報：對這30年的變化👴🏽🥴，從整體上看，你個人做什麽樣的評價？
陳家琪👩👩👧👧🚸：這30年的變化，無論怎麽說都不會過分，我幾乎想到了當年李鴻章的那句名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30年前，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不到我們國家會變成這個樣子。
新京報：可是🚢，對年輕人來說，這些都是平平常常的生活。
陳家琪：的確🐾，比如在地鐵上🕵🏼，年輕人覺得這一切都理所當然🦛，沒什麽好奇怪的🗾；只有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才小心翼翼地東張西望🙆，知道這個國家正發生著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除了能看見的🏦，還包括看不見的🧝🏿♂️🥤，除了自己能想通的，也包括某些想不通的𓀑。
新京報：你認為當下社會的精神狀態存在什麽問題👉🏽？
陳家琪：最重要的可能還是信念🤽🏻♂️🤕，還是道德價值觀念上的混亂。我們喪失了整理、解釋👨🏻🍼、說明生活之意義的框架👩🏼🦲。還是法治而不是法製的不夠健全，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的保障不夠有力🫥👈🏻，是必需的東西還沒有真正成為人們精神上的必需。許多至關重要的概念，我們依舊停留在抽象性的認識上🔛🧵。這是所有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人的失職。
新京報：在改革開放30年後⚃，我們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應該註意什麽🖇？
陳家琪：在我看來，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本，都要建立在對精神的追求上👨🏭；而這種追求，又一定具有全球或全人類的視野🫸🏻。從實際生活上來說，也只有這樣的視野，才能給我們什麽好、什麽不好的比較。特殊性越豐富，關於美好生活的概念也才能越具體。
2008年12月20日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