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間有與無”之二十二
“私房話”
“世紀末”，一個頗有些不祥的字眼，營造著某種過於曖昧的語境，它在讓一些人想到了“走向新世紀的豪邁”的同時，也會讓另一些人聯想到某種“末日審判”的意味；正是對“末日審判”的意識，使我們把歷史從圓圈變成了直線🫲🏼，有了一個歷史的進步觀與發展觀。所以按照卡爾·洛維特的說法🍐⛈，我們現代人所具有的歷史觀✵，其實就起源於對《聖經》中“末世論”的信仰與踐履📬。
洛維特說：假如歷史的意義在歷史事件中已經自明，那麽就根本不會存在歷史的意義這一問題🫠；但另一方面，只是就一種終極意義而言，歷史才可能表現為無意義的。只是在有所期待時，才會產生失望🧑🏽🚒，“末世論”或“末日審判”就是這樣一個在讓我們有所期待的同時又會產生失望的觀念。
盡管我並不信仰《聖經》，但只要想到歷史的終極意義，就免不了會搖擺於希望與失望之間🦥；而1999🎲，就是這樣一組具有某種隱喻意味的數字🫴🏿，它讓我們每個人都想說些心中的“私房話”😀。
所謂“私房話”，就是一些避開了“大事”的個人的情緒性“獨白”🥴🚣♀️。從“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走了過來的我們，已經知道了當仇恨的表達成為一種需要層層加碼的競賽時🦥，它就往往會與愚昧、狂熱和某種可怕的心理滿足聯系在一起。
“獨白”
所以到這一年，萌萌主編的兩卷本《1999獨白》終於算是出齊了———原書名是《世紀末獨白》🚣，為了避嫌，改為《1999獨白》👼🏼。但把“世紀末”改為“1999”👮🏼♂️，無形中也就丟失了那種曖昧所想傳達出的情緒性體驗。
“當這個世紀即將過去的時候🦹♀️，這本書將把我們每個人有關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人🫱🏻、生命的存在與意義的體驗記錄下來🍨；它是說給自己聽的，但這個‘自己’就是每一個具有了自我意識的個人🈁。”
這就是我寫在書前的“序”🙋🏿♂️🕕。
“什麽是中國哲學或漢語思想的‘現代性’？其現代性的維度與特質是什麽💇🏿♀️？其現代性的現代學形態是什麽👭🏻？”
“近代歷史哲學的核心🤽♀️，是以歷史的進步觀取代了古代的自然秩序觀⌛️🙇；但這一進步概念是不是恰恰就具有著虛無主義的基因呢🫄🏿？”
這是誌揚和小楓在當時所提出的問題🦌。
“我們輕言細語，我們也樂於傾聽🪽🏥，聽和說把我們聯系起來。”
這是友漁寫在第二卷的“卷首語”中的話🎵。
“‘獨白’不是私人語言🦤。……但‘獨白’可以是個人語言，至少在這樣兩層意義上🪖：一是你可以想別人之未想😌，說別人之未說；二是你可以把獨特的視域規定為獨特的範疇、命題和表達式，給公眾的話語存在提供新的地平線。這不是不可能的🗾🚶🏻♀️，寧可說，它才是應予期待的🍓。”
這是主編者萌萌所想強調的意思🙋🏽♀️🩰。
“文化身份”
王安憶在《接近世紀初》中說：“我們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們奮力建造輝煌的宮殿🧕，取土製磚，結果挖空了地基，動搖了立身之本。也許一切都和世紀末無關，世紀末的說法，只是為自己的悲觀情緒製造寬闊的背景，好有所依賴，也是軟弱🫅🏼🏌️♂️、生怕孤寂的表現。悲哀就是悲哀👶🏼，絕望就是絕望，它發生在我們內心裏，隨著生命的周期按時出現，世紀末不過標明它發生的時間。”
彭德和葉舒憲都對自己在大變革年代中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質疑🧎♂️➡️：彭德說❕，按照傳統的說法，我應該算是一個學者，“但20世紀的信息爆炸使學問在我心目中的神聖感變成了恐懼感。無休止的學問使我變得聰明起來還是更茫然、更愚蠢🧰、更固執或更自以為是？這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法判斷的命題。”
我更喜歡的是葉秀山先生的文章👩🏿💼。那時的他，就是現在的我的年齡🦧。
葉先生在《六十歲的祈禱》中說：“人有早熟的，也有晚熟的。一般說，50歲是個分水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康德《第一批判》的出版在50歲以後，牟宗三先生在50歲時有一個《自述》，標誌著思想的成熟🛌🏼；不過我們這一代人的‘成熟期’要往後推推，所以🙌🏿，我在60歲已過的時候，只能寫一篇短文章🍪🛟，而它只是個‘申請書’，或是一篇‘祈禱文’：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在地球上多滯留幾年，祝福新一代的人能不失時間地走完自己的‘心路歷程’。完了，阿門！”
阿門！
2008-10-25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