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間有與無”之十九
　　歷史是那樣的相像
　　在我翻閱過去的日記時，多次感到時空的交錯，不知今夕何年👩🏻‍🔬；至少，歷史是那樣的相像，仿佛每過多少年一切就會重現一次一樣。
　　比如😣，1996年也是鼠年，我的日記本上專門貼有一張黃永玉先生畫的“鼠年大吉”的水墨畫👩🏽‍🎓；那一年，臺海危機、軍事演習；臺灣“大選”，最後的得票結果是李登輝🚶🏻、連戰，5813699票，得票率54%；彭明敏、謝長廷🐢，2274586票，得票率21.3%📐；林洋港、郝柏村，1603790票✈️，得票率12.9%；陳履安、王清峰，1074044票👩🏿‍🦰，得票率9.98%；李登輝、連戰代表國民黨獲勝😓，李登輝成為了臺灣地區歷史上的第一位“民選總統”⛑。到今年🚖，馬英九、蕭萬長依舊代表國民黨獲勝🧑🏼‍🦱，得票765.87萬張，得票率58.45%；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蘇貞昌得票544.52萬張，得票率41.55%👩🏽‍🔧，兩相比較，可見12年過去，臺灣地區的選民投票率與理性選擇都有了足夠大的進展，這畢竟是一件讓我們感到由衷高興的事。
　　這一年夏天🛤，我和少華在法國住了兩個多月，期間所見所聞，都寫在《在國外的日子裏有所思》(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裏就不多說了🌜。想特別強調的，就是在法期間，一直有兩句話縈繞在心頭：“異地異國惟斯道”，“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
　　這一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終於獲勝🥨🫲🏿；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民革中央副主席李佩瑤和著名作家、寫出《人啊🕵🏽‍♀️，人》的戴厚英先後被殺也是大事；香港奇冷，多人凍死🦄；還有《文論報》上刊出一篇署名“黑馬”的文章，說蕭乾先生“文革”時多次想自殺，文潔若就給他寫了一句英文紙條“We will outlive them”👸🏿，這句話可做多種理解👰🏽，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說的🚶🏻🎷，在這一年🥙，我最想說的還是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思索仍在繼續
　　“三十年前那一天”指的是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也是我與母親離開西安🧏🏽‍♂️，遷居華縣的日子⏺；其間之悲歡離合的曲折故事，這裏也不去說了👌🏿🐴。要說的是，《焦點》在那一年出了一期“驀然回首看文革”的專刊🦹🏿，說是要“再一次為了忘卻的紀念”🚬，裏面有徐友漁，申曉輝🏒、王東成🥃、曾又🙉、李振盛、王寧德和我所寫的文章，所提供的照片🤲🏿。當然，直到今天，思索也仍在繼續。
　　關於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托克維爾曾說，它作為共同的源泉，生成了兩股巨流🤽🏽，這就是追求自由與追求權力。
　　發生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也生成了兩股巨流🌓，這就是逃避政治、享樂人生和不畏艱難🧑🏿‍🚀、尋求改革；1978年的改革開放同時為這兩股巨流提供了社會經濟基礎的或物質條件上的可能。而文化大革命，對我個人走上哲學之路🎒，有著非凡的意義👩🏽‍🦳。
　　幾千年積累下來，而且早就圓熟了的統治術是如何與現代意識形態完美結合在一起的🧖🏿‍♀️，這當然依舊是一個研究話題，但政治熱情、個人崇拜達到頂點後的巨大反彈，卻使我們走向了另一個反面，這就是在“不討論”這一前提下的“理論淡泊💁🏻‍♂️，無可收拾”🚵🏽‍♂️。
　　歷史觀🧑🏻‍🔧、使命感曾經使我們這一代人相信自己正處於某個轉折關口💋，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信念；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哪怕就是日常生活🫢，當然特別是政治的理想與熱情，一直就具有著某種宗教的熱情。反省、批判、自我清理⚆，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學術的動力，但日漸趨向的流俗化🚶‍♀️、淺薄化，又終於讓我們不得不把與現實的搏鬥，轉回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而在外部世界，在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上，信任感、同情心、責任意識、憂患心態，已經越來越成為了全社會的“稀缺物質”。
　　作為我們這樣一個獨特階層的利益訴求，其實很簡單，就是要研究現實，提供理論，且不談能否為人們的生活方式🕛，提供某種具有著正當性原則的理論辯護，就連是否有這樣原則存在😂，現在也早就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了🤸🏿‍♂️👵🏼。
　　在文化大革命這一過程中👮🏿‍♀️，我們這個民族經受了怎樣的磨難🐏，有了怎樣的長進；人到底可以壞到什麽地步，如何避免最壞的可能，怎樣通過對個人行為的反思來認識社會的力量，所有這些問題，難道不是人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寶貴財富嗎？
　　在米涅所寫的《法國革命史》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拿破侖稱帝後，舉行盛大晚會👨🏽‍⚖️，人民載歌載舞，歡樂無比。拿破侖問身邊的戴爾馬將軍感覺如何，這位將軍回答說🧜🏿‍♀️：是不錯，只是少了一百萬人，這一百萬人所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復的🔔👄。這是一個具有某種象征意味的小例子。
      2008年09月27日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