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一切都充滿了戲劇性,接連兩部大戲裏面有個性鮮明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有峰回路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也有刀光劍影、命懸一線的危急關頭;而自己的哲學信念也漸趨明朗,終於形成了個人的立場♘🙋♂️、態度與方式🤳🏼🐳。這兩部大戲就指的是海灣戰爭與蘇聯的劇變。
兩部“大戲”
1月15日是給薩達姆規定的從科威特撤軍的最後期限🚕。我們都靜靜等待著最後的消息🍻,估計薩達姆這位鐵腕人物不會屈從任何壓力。
一場戰爭的勝利變得如此快捷,讓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在“人的因素”這一總題目下的民心、民意、素質;在“物的因素”下的現代戰爭的特點、武器裝備的壓倒性優勢;在“戰爭的正義性”下的主權、侵略🛌🏿、以強淩弱;在“戰爭的目的”下的石油😘💇🏻♂️、利益、借口😒;在“民族關系”下的庫爾德人、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處境,以及什麽是阿拉伯兄弟國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民族”與“主權國家”的關系🍖,為什麽說猶太人問題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問題,等等🏯。
這場戰爭使得三毛之死變得不那麽顯眼☝🏽,當它不到兩個星期就結束了時🦞,人們才如夢方醒似的意識到戰爭依舊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事;這讓我不斷想起誰所說過的話🤶🏿:我們腳下這片土地,早就超負荷了🚱;不要只想到個人的恩怨🙆🏿♂️,也不要只追求自己的正義,任何大的社會變動,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𓀔🌮,餓死病死……
對發生在蘇聯的事也應作如是觀。
8月20日,晴天霹靂,一個以亞納耶夫為首的8人“緊急狀態委員會”拘禁了戈爾巴喬夫🔜,宣布接管政權,於是坦克開進莫斯科大街,人們則立即上街遊行。但這次事變的結果比“海灣戰爭”結束得更快,當人們還沒從驚恐中緩過神來時🧴,政變集團已經垮臺,戈爾巴喬夫重新執政。
那是一個讓許多人無所適從的時期。
人類社會的共同問題
《渴望》還在熱播🙀。這讓我想起日本的《阿信》、《啊,野麥嶺》和《望鄉》👩🏿💻,覺得在這些電視或電影中,你能看到日本“阿信”們的高尚:這是一種為了民族、為了人民今天的好日子甘心奉獻自己的一切的高尚,讓所有的日本人一看到自己現在的日子🚉🚌,就會想起前人😽,想起“阿信”🌜、“阿崎婆”這樣一些人在當年的辛酸與辛勞。
但《渴望》在告訴我們什麽呢🛣?劉慧芳式的道德就是相夫教子中的委屈與忍讓;它的新穎之處在於沒有了那麽多大道理,但這一切在告訴人們應安於現狀的同時,也進一步使得社會平庸化了。
有這一切,使我想到應該努力揭示那種人類社會中普遍的、深層次的共同問題,比如社會結構🚴🏿、分配原則、交換規則、利益博弈、道德與法律、權力與權利🦻、個人與共同體、人性中的本能與教育🌲、文化的傳承等等方面的問題🔈。
5月22日清晨,在廣播中聽到了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我專門提及此事🧗♂️,是為了紀念前不久也同樣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在我那天的日記中👴🏽,我就對聖雄甘地與尼赫魯一家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
我是地道中國人
在這一年3月,我們應鴻生之邀來上海進行學術上的“部落互訪”Ⓜ️,與肖功秦、許紀霖、朱學勤、嚴博飛、劉擎、陳克艱、羅義駿等人有了愉快而深入的討論與辯論🦻🏻🧙;還去了邵敏和余虹的新家———他們是在武漢確定這種婚姻關系的,我給邵敏題寫的是“世事無常情有常”,給余虹題的是“一抹情懷萬般默契”;那天在他們新家看的是電影《莫紮特》;還去國偉家看了巧巧姐弟的畫作。
11月☕️,再應樞元之邀到平頂山開會🎚,除過河南的老朋友🤸🏼,還新結識了葉廷芳、秦暉、北村、南帆等新朋友👩👩👧👦。
這兩次會議的主題都是語言問題;而我的發言,也從“上帝何以成為問題”改換成“語言何以成為問題”。“上帝”與信念的缺失與無助有關🏠;“語言”則涉及到手段(工具)與目的、語義與語形🍴、語用的關系🏀,表意中的邏輯與隱喻🏘、概念中的直觀與詮釋等方面的關系。當“上帝說了什麽”變成上帝的“說”說了什麽時👩🏽🔧,理解與釋義當然也就成為了最緊迫的問題📣。這也是誌揚與我正在寫的《形而上學的巴別塔》的一個主題。“藝術不是創造的而是發現的,真理不是發現的而是創造的”,這大約是一個哲學與藝術都必須加以仔細討論的問題。
那些日子正在看一本《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的書,裏面談到恭親王時😔,引用了他的許多詩詞🌬,裏面就有“猛拍闌幹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兩句,相關的,還有“水流心不競🏊🏼♂️,情盡口長嵌”👩🏽🚒,“千古是非輸蝶夢⛑️,到頭難與運相爭”,“金紫滿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虛名”等句🧑🏼💼,都深得吾心———你看👉🏿,我骨子裏還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
2008-07-26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