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現實主義傳統在新時期的命運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影響不可謂不深，這是一個寫作資源發生了整體轉換的時代，先鋒時期的寫作充滿了摹寫的意味，模仿對象主要是西方戰後的現代派，現代主義的文學資源和立場得到了普遍的強調，文學與當代藝術同步為現代派立言，對1950-1970年代現實主義的方法論是一次重大的扭轉🙋🏽‍♀️。

與此同時，對西方現實主義文學的接收觀念也發生了改變，以傅雷、朱生豪、李健吾等人的西歐文學翻譯為基礎🏦，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五四”新文學啟蒙的語境中，甚而帶上了某種懷舊的意味。蘇俄現實主義傳統則因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論的隕落而逐步淡出，只有源自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被認為是一種現代風格而大為流行。回顧這段歷史💂🏿‍♂️，這三種現實主義傳統之間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厘清👎🏻🧎🏻‍➡️，這一關系也曲折地表現了幾個歷史時段之間的結構關聯🫰🏻。

文學資源的轉換不是一件小事，將影響一代人的閱讀與寫作🌄🖲，進而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化風氣。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各種現實主義文學資源🧑🏽‍🦲，今天已不再是文學生產的主要前提條件👧🏼🌇，那些曾經有過極大影響力的作品，如果不以 “經典”的面目，很難回歸當代的文化現場，但它們並不完全是一般意義上的經典作品，更何況👨🏽‍🔧，如果不再能激發人的鮮活感受，“經典”的復現也可能空洞化。在這個層面上🦶🏻，作家的閱讀中所表現出的文學資源選擇，反而成為了一條比較能說明問題的線索，比如在王安憶這裏🐚，她的閱讀方法和經驗就對應了上述現實主義傳統形成的歷史文化結構👩🏽‍⚖️。

當代作家的抉擇：小說技術與現實關系

以王安憶為代表的中國當代作家，始終面對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如何用小說（技術）去書寫現實🥡，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對外國文學的閱讀和借鑒當然會在這一點上起到作用🐓，但這個問題尚不足以完全造就當代文學的主體性🙋🏼，白話文學本身就是中國現代社會與思想整體轉型的重要產物🫴，它在誕生之初就伴隨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就是當代文學主體性最基本的前提與組成。因此，作家們所要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以小說（技術）去表現這種問題意識，去解釋歷史與現實🥩。這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尤為重要，簡而言之👩🏻‍🚒，不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與文化有所解釋的作家，很難成為會講故事的作家。而外國文學在這一點上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呢？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力👥，除了寫作方法、審美旨趣之外，可能還有更為復雜的面向🧝🏻‍♂️。王安憶近些年的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越來越穩定地體現出她對中國現代歷史本質的思考與追求🤪，而在她對外國文學的閱讀裏👨🏼‍🦰，能夠發現與這一追求相呼應的一種東西，在我看來，這是作家的閱讀行為參與到當代文學之中所產生的深刻效應。

讀法的重點：總能回歸的現實主義的落點

若幹年前🌰，王安憶曾出版過一本《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在那本書裏細讀的多是中外名著，作為寫作課的講稿與教材🫶🏼，首先強調其內容的經典性和示範性。而新出版的這本《遙想手工業時代：王安憶談外國文學》，記錄了王安憶自1980年代以來幾近40年的閱讀軌跡，視角相對而言更加個人化，討論到的外國文學作品也更多樣✌🏿。有不少是通俗小說、偵探小說、以及改編為電影的小說原作🦸🏻‍♀️，也有《包法利夫人》《約翰·克裏斯多夫》等經典小說🏌🏿‍♂️，以及《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比較新的流行小說。總的來說，王安憶的閱讀經驗的價值體現在她的讀法之上💭。首先，外國文學經典教育中不太得到強調的一個方面，即小說的大眾接受，在王安憶的讀法裏顯得比較重要◀️，但這種接受並非在娛樂化的層面上👨🏽‍💻，而是在小說對生活現實性的表達強度上，她在對偵探懸疑小說的解讀中突出了這一點。

在分析阿加莎·克裏斯蒂作品時🧏🏽‍♀️，王安憶非常註重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以及環境與性格形成的關系◽️。她的解讀是再敘事和再創造式的🧑🏼‍🔧，沿著原著本有的線索，不斷添加🤵🏽‍♀️、深化典型環境與人物的構成與意義🧑🏻‍🔧🌈，經常幾乎是進一步重寫了那些小說🐥。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會逐漸發現，偵探小說的現實性，不僅是為了故事邏輯本身需要的嚴密與合理而存在，而且在這種嚴密與合理的基礎上達到了高度藝術化。從縝密的現實邏輯中創造出超越性的藝術主題🔼。“事情強行推到現實主義的世界”正是王安憶獨樹一幟的讀法。

然而，對小說現實性的關註並非僅關乎“常識”，而是更加強調常人身上的不同尋常，被忽略掉的勇氣以及內在的激情、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這些不是只屬於特定的人群，而是與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緊緊關聯。在這個意義上✋，犯罪、兇殺🤷#️⃣、失蹤等特異與傳奇事件本身表現的其實就是日常世界🚵🏿。王安憶總是能準確地指出作家在處理這些傳奇和現實的關系時遇到的問題、矛盾，實際上她自己的小說就常常帶有懸疑氣氛，兇殺、盜竊、失蹤等社會事件與傳聞曾給她帶去過若幹部長篇小說的靈感。在傳奇故事中讀出反傳奇的因素，再在反傳奇的人生中關照永不饜足的人的激情與能動性，這對於書寫20世紀的歷史，尤其是共和國的創製與普通人的命運故事來說，真是很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不是一種律令，而是回到了平民文學、革命文學的基本動機🧊，把個體的性格能量匯入到時代的洪流中去。

現代派文學資源可否轉化為現實主義🍰？

那麽，又該如何看待現代派的文學資源↩️？王安憶認為，現實主義表現生活的面貌👩🏿‍🏭🧑🏿‍🚒，現代主義則是用更抽象化🧑🏼‍🤝‍🧑🏼、概念化的方法“表現更為本質因而更為真實的時空狀況”。這是最簡略地抓取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區別🎯，但大致不錯🤒。她針對《百年孤獨》的解讀，就是用時間👩🏻‍🎓、空間和人物還原的方法，仔細梳理其中的實際脈絡，提煉本質問題，並使之具體化、清晰化。這是一種獨特的解讀現代派文學的方法，不是將之再度神秘化🧖🏻‍♂️🧑🏻‍🎓，而是用看似笨拙的方法，打開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背後的現實指向與寫作動機🧠，在方法論的意義上解碼，並在現實性的意義上重新編碼。更重要的是，試圖從中找到與我們自身的現實能對應、以及不能對應的地方，這可以說是為現代派文學所做的某種“祛魅”工作🤾🏼‍♀️，在我看來，如果這樣的讀法能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派文學的讀與寫👊🏻，或許就可以獲得別一種展現了。

王安憶還很明顯地關註物質問題⬇️，這也是一個帶有總體性的問題。小說正是在機器工業取代手工業的時期⏳，成為最重要的文學形式的🟦，物質的發達是小說廣為傳播的基礎，與此同時😔，小說又在現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小說的精神動員功能對現代中國來說尤為關鍵。可以說🤷，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總是以這種精神功能為前提，而越註重精神2️⃣，也就註重對精神的反面——物質的辨析，西方現代性發展在小說中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是在精神命題與物質社會發展的辨析👷🏼、辨證中開展的。

王安憶由此特別關註勞動在現代歷史中的突出作用👨🏿‍⚖️，以及由此產生的藝術感🔽。例如她對聚斯金德的小說《香水》的解讀，既不在精神病理學層面上，也不落於抽象化的哲學命題，而是從手工業時代人類的勞動，和由這勞動所造就的過度靈敏的感官入手，把小說主人公看成是一個具有天賦異稟的工匠4️⃣，“一個脫胎於熱火烹油之勢的手工業時代的精英”。“一個轟轟烈烈的手工業時代裏的英雄業績”再次證明🍩，勞動在這裏不終結於庸常和凡俗👩🏻‍🏭，而是通過孜孜不倦的具體實幹，指向了“精英”和“英雄業績”，但這又是最為平凡的大多數人的精英與英雄🫄🏿。我們可以推測這背後蘊藏著對於歷史動力的理解，普通人的謀生作業中體現出超常的能量🖕🏿，轉化為傳奇的故事推理。

(作者為恒达平台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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