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間有與無”系列之五】
我引用了《存在主義哲學》一書中的一段話：“讓我們抵抗著死去，如果留給我們的是虛無👍🏼，那我們也不要使之成為正義🫃🏼。”我的體會是：上帝已死，不是說我們什麽都能幹了，而是說我們再也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任何托辭了。
1982年，我和黃克劍來到了華中理工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是武漢大學哲學系的前系主任李其駒，書記是老華工的張平；我們來後🫲🏽，加上原先的柳延延、徐玲、王炯華、許蘇民👩🏽🏫，接著數理邏輯學家康宏逵又從北大的第一屆數理邏輯碩士研究生中調來了郭世銘◻️、陳安捷，聲勢一下子就壯大了起來，大家也覺得很可以幹一些想幹的事業了。
然而事與願違🍬，很快，分裂的苗頭就顯露了出來🧑🏿🎓。原因自然很多，比如具體到每個人的結婚、分房👆🏽🫵、調家屬、提職稱，甚至也包括這樣一件事🚣🏽♂️：8月27日✬，黃克劍要從校門入口處走出去𓀎，竟被三個守門人扭送保衛處，說他“走錯了門”。當天🤢，他就寫了調離報告🤏🏿。
這件事之所以顯得如此嚴重，當然與整個國家的大背景以及華工這個學校的小背景密不可分👨🏽🍼。
我們應該歌頌誰
一方面👨🎓，電視上播放了英國拍攝的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於是引起一場關於“安娜與卡列寧誰才是好人”的辯論，背後的潛臺詞就是“我們應該歌頌誰？”在許多人心目中，誰是電影、電視劇的主角，誰就一定得是合乎官方標準或主流意識形態的“好人”🛻；甚至🕗👩🏻💻，能上了電視的人，也一定非得是“好人”不可；於是，如鄧麗君的歌，如《第四十一個》以及國內一些引起關註的小說，就顯然屬於查禁之列；這樣，在“暗中”✴️，就已經開始了自上而下漸漸推進的“精神文明建設”與“扶正氣、壓邪風”的活動📿。
6月18日，聽華中工學院院長的報告🍊，說現在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已經極其嚴重，要求各班主任通過認真抓學生幹部獲取真實情況，把華工建成“精神文明的堅強堡壘”🧍🏻♂️。於是有兩個人成為“壞的典型”🌉，一個是在暗室偷著沖洗裸體照片⏰，另一個則強奸幼女。大家都覺得應該積極行動起來，似乎離開這種方式，就不知道該做些什麽，更不知道該怎麽做；因為只有“運動”或“準運動”，才能為諸如“查禁”這樣的行為提供“合法性依據”。僅就“禮崩樂壞👨🏽🦰👩🏻🦼，天下無道”這一現象而言，大家都感受到了，盡管一切還只是苗頭，但歸咎於外在的影響，還是從內在的機製👜，甚至從人性上尋找原因，則尖銳對立。
在此情況下的另一方面👒，就是“偏要這樣，非拉你們下水🌝，就是要讓你們露出原形———你們如果真是好人，能被拉下水👨👨👦，能怕露出原形嗎？”的聲音也幾乎成為一種曠野中的呐喊👨🏽🎓，帶給人一種很強烈的報復快感。我這裏指的是遇羅錦的另一部小說《春天的童話》。裏面就有這樣一些話🧎➡️👩🏽🌾：“我這種出身的人能與老革命結合本身就是對血統論的挑戰……那親吻是多麽奇特🤳🏿，竟在我臉上留下了一個個淡紅的牙痕！我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想使自己覺得幸福🧑🏻🦼，可是，讀者，我實在應當向你們坦白😪，在他的親吻中，我覺得🤴🏻🚵🏼♀️，似乎很有些無可奈何的復仇成分！”
到底什麽人才算“壞人”？也許，在許多人身上，酗酒、情感上朝三暮四，就如咬指甲一樣，都只能算是壞習慣，只有殘忍、整人🫶、栽贓、陷害、不惜一切向上爬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壞”，這是另一本小說中所表達出來的大意🧑🏿🦱。
道德問題成為了辯論的焦點。我們心目中的“壞人”也正在“道德戰線”上取得節節勝利。但這種勝利僅僅是以觀念上的更加混亂為代價的。在社會的巨大變革中，我們始終找不到如何在道德或更為廣義的價值觀念上進行“轉變”的途徑與取向🍖，盡管“轉變觀念”早就成為了一個最響亮的口號。
文化正等待召喚
文化📞，作為一個潛伏著的主題，其實正等待著人們的召喚。
那一年✭，我全力研讀的是存在主義的著作、早年馬克思的《手稿》；薩特👩🏿💻、加繆、波伏娃成為大家追逐的對象，“存在的勇氣”、“自由的宿命”以及“人學”👨🏿🏫、“異化”都在無形中成為了日常用語🧑🏽✈️，而這一切，又與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有了某種呼應。從黑格爾退回到康德🤙🏿，從“百科全書派”退回到盧梭👨🏻🍼，再向現象學進軍🦃，有了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分手與著名的德法之爭；在英國，則把註意力更多轉向洛克的《政府論》與“蘇格蘭學派”👻，直至以賽亞·伯林的“自由四論”🧿，這大約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大致上的學術經歷。
而與這種學術經歷相伴隨的🤜🏼，自然是內心的驚恐與不安🤠。
在5月17日的日記中，我引用了《存在主義哲學》一書中的一段話：“讓我們抵抗著死去，如果留給我們的是虛無，那我們也不要使之成為正義。”
我的體會是：上帝已死🖕🏻，不是說我們什麽都能幹了，而是說我們再也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任何托辭了🥝。
“文革”中的我們，由於無精神自由可言，所以也就無道德責任可言；我們不為所做的一切負責，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響應號召🔈，那時不響應號召和不聽話才是有罪；現在，當我們意識到我們其實是自由時👩🏼🦱，我們想為自己負責了🤭，但👱🏼♀️，這可能嗎？這是現實的嗎🌄？
鄧麗君的歌是需要偷著聽的，薩特的書並不需要偷著看，但顯然，事情正朝著逼迫你不得不偷著看書的方向發展。
這就是1982年留給我的總體印象。
（陳家琪 作者系恒达平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