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德國八國峰會與發展中國家五強的對話中，全球氣候問題主要是京都議定書以後的全球氣候變化政策問題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對比１０年前（１９９７年）聯合國召開京都會議的情景👩🏼‍🦱♾，那個時候不要說國內媒體對這個問題缺少足夠的敏感和關註，即使我國的一些政府部門也不認為氣候變化需要納入中國發展的重要應對策略之中。那一年🚵，有關世界組織曾通過我邀請國內的某些市長參加在京都召開的這個世界會議🫄🏿，但是有關部門的回答是🦸🏽：這個問題與中國當前的發展沒有太大關系😋。然而，經過１０年的發展，中國對待氣候變化問題的考慮，已經越來越具有一個既需要推進自己國家的經濟建設又擔負起必要的世界責任的大國氣質了。
     目前，世界首腦正在啟動後京都時代的氣候變化問題對話，以便製定新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方案。在這次八國峰會前後，三個主要的世界大國提出了不同的後京都氣候變化方案思路🐑。向來在環保上具有優勢的德國🤥，提出了未來氣候變化的２度方案🛠，考慮到政府間氣候變化組織（ＩＰＣＣ）今年推出的第四次研究報告，升溫不超過２度是人類可以適應的範圍，因此建議到２０５０年需要比１９９０年減少排放５０％（到２０２０年比１９９０年減少２０％）♗，這將需要發達國家在未來的年月中達到倍數１０的資源生產率提高；美國作為當前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發達國家，在態度上有了值得註意的轉變，從否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轉變到了認為氣候變化是值得關註的問題，但是美方仍然堅持反對規定減排的定量目標和時間表；中國作為排放增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自己的國家應對方案，強調應該堅持聯合國提出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指出２０１２年後發達國家應該繼續率先承擔減排義務，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采取行動，在現階段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強製性減排要求是不合理的🧝🏽‍♀️。
     可以預見，從現在到２０１２年的時間裏🙋🏼‍♀️，在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會有越來越多的國際事件發生💃🏻，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也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如果以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二氧化碳的彈性系數為主要指標，結合世界的現狀值以及中國的現狀✍️，大體上可以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有三種情景（如下表）。一種是高碳發展的情景，即中國未來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彈性系數較大幅度地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的排放比重大大超過人口的比重；二是適宜發展的情景，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彈性系數控製在世界平均水平附近，占世界的排放比重類似於人口的比重；三是低碳發展的情景⤴️，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彈性系數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的排放比重低於人口占世界的比重。
 　   我們的戰略與政策需要對以上三種情景的發生有明確的估計與反應。我以為中國應對二氧化碳和氣候變化問題的基本思路🚕，可以用三句話來進行概括🐹，即“爭取權利、控製威脅、促進奇跡”。一是在外部⛽️，要針對世界上特別是美國鼓吹的所謂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威脅、認為中國從現在起就應該開始減少排放的要求（意味著後京都時代需要對中國等發展中大國實行強製性減排）🧝🏿，中國的回應對策應該是“爭取權利”⛎👷。這是要強調按照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即使中國的人均排放很低🪼，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也是遲早的以及正常的事情，因此不能剝奪中國人的發展權利🌵，中國人需要有滿足基本需求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間；二是在內部，要針對中國當前二氧化碳排放急劇增加的情況，針對產業結構過重、資源效率低下的情況（這與基本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𓀖，需要通過科技與體製的努力，大幅度提高能源生產率和二氧化碳生產率（單位二氧化碳的經濟產出），控製二氧化碳人均水平、占世界排放比重以及二氧化碳彈性系數超過世界可接受的情況發生👩🏼‍🏫。國家提出十一五期間能源消耗強度減少２０％🌼，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考慮的🦦。有資料表明🚣🏿‍♂️，目前上海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為７．６噸、北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為５．８噸🥄，超過了東京的人均排放水平５．３噸。顯然👶🏻，這樣的高碳發展情況在世界上是很不利的，會成為“中國溫室氣體威脅”的把柄。這意味著中國的“控製排放”需要從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開始抓起；三是從長期看，也許是在２０２０年以後，中國需要在更高的意義上🧑🏻‍🦽‍➡️，在與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跡相匹配的意義上🦎🛀🏿，通過現代化模式的根本性轉變🌼🤹🏼‍♀️，爭取創造一個有開拓性和跨越性的環境奇跡，即用比世界人均水平以及占人口比重低的水平實現低碳發展社會💅。假如在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我們能夠按預定的目標用增加一番的能源消耗（２倍於２０００年）實現增加兩番的經濟增長（４倍於２０００年）🟠，那麽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就具有了明顯的脫碳化發展趨勢🆖。

　　　　　　　　（作者系恒达平台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