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清楚”與“清楚地說”有何不同🛟？這曾是維特根斯坦提出過的一個問題。近日讀報，忽然又想到了這個問題☝️🪧，覺得有點意思💒🧑🏻。
在9月27日的《文匯報》上🐢，我看到了太空女遊客阿努什·安薩裏講述她在太空的各種趣味體驗🙋🏻，比如刷牙、洗澡是多麽困難和多麽有趣，說她在飛船起飛的一刹那間，為什麽會哭，哪怕知道這時候流的眼淚會自動回到眼睛裏來（因為失重），她還是控製不住自己🎫，“因為她終於來到了一個如此平靜，沒有戰爭、沒有國境、沒有煩惱，只有純粹的美麗的地方”；然後就講了在太空中彼此喝著對方的汗水（因為空間站中的任何一滴水都需經過回收🏌🏼♀️，循環利用）時的幽默與親密。據說這位女遊客是花了幾千萬美元才飛上太空的⚫️🫳🏼，對她而言，恐怕沒有多少“英雄事跡”可言🏊🏻♂️⏫。她的興趣就是玩⛹️🥥，就是看和冒險，然後再把自己體驗告訴更多的人。
再就是同一天的《文匯報》上有兩篇文章也引起了我的註意，一是“中國文壇5位巨匠的後裔齊聚魯迅故裏紹興，共同探討‘文化傳承、精神回歸’的重大話題”，這5位“巨匠後裔”指的是周海嬰（魯迅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韋韜（茅盾之子）、舒乙（老舍之子）、吳青（冰心之女）。他們先是共同回顧了他們的父輩在政治、金錢、威逼、利誘下的“獨立人格”，接著就猛烈抨擊了當下的“部分文化工作者社會責任的缺位，一些作品商業化👆🏻、娛樂化©️、低俗化傾向嚴重。這些低俗文化正在消蝕優秀的中華文化，墮怠著青少年的思想和情操。”文章中說🍶，這5位文壇巨匠“就代表了中華民族的脊梁。當代文化和文學的創作者↙️、傳播者，需要的正是這種文化的傳承和獨立人格的精神回歸。”
這張《文匯報》的另一頁上，有袁誌英的一篇文章，題為《也說君特·格拉斯事件》，說的是自從格拉斯在自傳《剝洋蔥》中披露了他曾加入過黨衛軍這一事實後在國際上所引起的軒然大波。作者認為，格拉斯“冒著被誤解、被誹謗而招致身敗名裂的風險，說出隱瞞了61年的汙點🤲🏻，我們不能不說，這裏有著可嘆可贊的真誠與勇氣👨🏻🦼➡️。”然後🤙，這裏就引伸出了一個什麽才叫“民族良心”和“道德法庭”以及在什麽意義上我們才認為德國人對二戰時的納粹問題進行了徹底的反省。
這些都是在隨便胡亂翻閱報紙時看到的。首先應該承認的是：我其實早已麻木很多了，甚至可以說是早就見怪不怪了。
之所以又把這本來就相互有些關聯的事並列出來🥹，無非是覺得問題已經不再是對錯是非，而在當我們表達時，是否已經不再理會“說清楚”與“清楚地說”之間的關系了：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些事是無法“說清楚”的，所以才這樣呢🛌🏻，還是我們本來就明明白白🧝🏻，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比如為遣詞造句的能力所限）所以才無法“清楚地說”，使人讀了這些文章後常有不明不白之感，不知作者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麽👼🏻。當然，我自己也這樣，所以才能關註到這一問題。
“說清楚”和“清楚地說”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比較而言👨🏿🚀，“清楚地說”似乎要求的只是前提的確定：只有當我們知道了而且也想“說清楚”時，才有一個是否能“清楚地說”的問題🧚🏽🍱。也許🍉，對阿努什·安薩裏來說，關於自己的太空之旅〽️，有一個到底該說些什麽才能“清楚地說”的問題；因為對她來說，“想說清楚什麽”都是早已確定好了的。我們之所以覺得阿努什·安薩裏“說得更清楚一些”，也只是相對於我們想聽些什麽而言的。而對5位巨匠的後裔和格拉斯而言🎃，面臨的卻都是一個是否能“說清楚”的問題。比如到底什麽才是“民族脊梁”以及對當代文壇的評價問題，應該承認就更是一個“說不大清楚”的問題🕚。還是相比較而言吧💇🏻♂️，君特·格拉斯能把一個幾乎不大能“說清楚”的問題“說清楚”了👍🏼，更可見其真誠與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