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同樣問題：若不對它加以現代闡釋，它就會因為跟現代生活距離遙遠而被青年一代拋棄和遺忘，而另一方面🤧👳🏿♂️，不適當的現代闡釋，勢必會歪曲和破壞其“原汁原味”↪️，導致原典的價值受損🈂️。這種困境恐怕無法避免🪧。
●主持人：龔丹韻
●嘉賓：朱大可（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新聞背景⛹️♂️：近日🟰，準備耗資億元翻拍的《紅樓夢》，尚在演員甄選階段，就引起一陣反對聲浪。除了擔心名著被簡化戲說，更是因為此前從紅色經典到古典名著🦸🏿♂️，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電視劇“重拍”潮流早已彌漫中國熒屏🐈⬛👩🏻🦲，讓不少網友哀嘆：只會靠老祖宗吃飯，缺乏創新。
可是👩🏽🎤，重拍經典難道不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激活嗎？
主持人：新版《紅樓夢》尚未出爐，“糟蹋經典”之聲就不絕於耳☆。慢工出細活已成過去式🧑✈️，快餐文化環境下⭕️，不少人擔心新版很可能有了技術丟了藝術，後浪推不動前浪。
朱大可：《紅樓夢》是經典中的經典🚣，觀眾的要求和期待難以與一般作品等同，再加上近幾年大製作🤾🏼♀️、大導演炒作下的重拍作品，一再涼了觀眾的心，文化遺產被普遍糟蹋的現狀，使人們對重拍紅樓心存疑慮，是很自然的事情🥚。其背後還是折射出大眾對當代文化闡釋能力的疑慮🍖。《紅樓夢》的經典地位👷♂️，令這種集體性疑慮變得更加嚴重。
其實重拍《紅樓夢》🐝🧑🏻🦯，對它進行新一輪的影像闡釋，沒那麽“罪不可恕”👩🏻🦼➡️。闡釋就是重新打開原典中被閉合的價值🤮，激活它的生命，令其散發出新的現代性魅力。任何經典作品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只有借助歷代不斷闡釋和重寫👮🏻，才能散發出恒久的光輝。重釋經典作為民族文化繁殖、生長和變化的一種重要途徑，在電視劇沒有完成，還不知道好壞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指責這項計劃⏳👬。
舊版《紅樓夢》播出伊始也曾遭到猛烈的質疑圍剿。世上沒有一部作品可以完美無缺🏄🏼、永遠不可超越👂🏿。觀眾的擔憂雖不無道理🏫🌀，但無論我們能否達到舊版的創作精神、藝術水準，文化人都不應該從此望而卻步✔️，更不可能由此永不觸碰紅樓題材⚔️。面對優秀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尊重它們而非“惡搞”
它們🤞，但另一方面也無需“高山仰止”，要有超越經典的實踐勇氣。否則新的經典將永無出頭之日。過度闡釋與過度保護，都不是文化推進的上策🤸🏽♂️。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文化體系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原創性的嚴重衰退。我們的文化是模仿型文化，它的基本語法都是復製和克隆🫑。這種低級語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製造出低級產品👹。經典重釋只是文化延續的一種方式，它是必要的，但不能取代文化原創，泛濫成災。
主持人：比較有趣的是，一些專業人士反而樂觀其成👩🏻🎨💅🏼。87版的導演王扶林不僅熱心推動重拍⛹🏽♂️，還兼任新版藝術顧問，希望舊版的許多遺憾能得到彌補。激活民族文化，您曾提過一個邏輯悖論：一用就怕破壞，不用又擔心會遺忘😪。
朱大可：我這個悖論來自楊麗萍的大型歌舞《雲南映像》。它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雲南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巨大魅力🧙，但一旦被開發出來，就會被現代文明所侵蝕👩🏻，逐漸喪失它的原生態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櫥窗標本🪻✋。《紅樓夢》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同樣問題：若不對它加以現代闡釋⚉，它就會因為跟現代生活距離遙遠而被青年一代拋棄和遺忘，而另一方面，不適當的現代闡釋，勢必會歪曲和破壞其“原汁原味”，導致原典的價值受損💆🏼。這種困境恐怕無法避免。“楊麗萍悖論”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至今未能解決🍧。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某些優秀的原典重釋，可以出現令人驚喜的原創性因素。例如上世紀60年代拍攝的本土卡通片《大鬧天宮》，盡管只是對《西遊記》的片段重寫👩🚀，卻隱含著大量的視覺原創要素，並且奠定了中國早期卡通片的美學基礎☎。經典重釋完全有可能成為文化原創的起點，為未來的大規模文化原創提供初始經驗和技巧。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於嚴格區分重釋經典還是保護經典🤵🏿♂️，衡量得失，而是在或保護或重釋的過程中，作者都能洞察藝術的內在規則🫠，探求和發現文本中的人類價值😼。那麽無論以何種形態“復活”，都能使民族文化的價值得以向未來延續🏖。
主持人：如果說在草根文化覆蓋下，權威意識被日趨瓦解，那麽重拍引發的保護傳統之舉不就顯得多余？如果紅樓夢事件說明傳統經典依然在人們心中有立足之地🧃，那又如何解釋大眾對它的種種顛覆沖動？
朱大可🚭：草根和傳統的沖突未必就是壞事，也不會永遠涇渭分明，它只是一個社會轉型時期的過渡現象🚟。由於精英的自我退化🥪👮🏼，獲得話語權的民眾開始對權威加以嘲笑👭🏊🏽♂️。但在本質上🧑🏿🌾，兩者是像戀人那樣互相依存。因為文化就是在沖突中創造發展起來的。我不知道新版《紅樓夢》將是一個什麽東西🧑🏼✈️，但我期待它能夠成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和解的標誌———既滿足文化精英的經典化夢想🤫，也滿足大眾的娛樂消費欲望。
主持人：在泛娛樂浪潮下🪲，後現代社會的典型症狀：零度信仰🏋🏿♂️、反權威主義、無中心🧙♂️🧏🏻、多元態以及價值平面化和短期化等等，都在中國一一顯現。這樣的環境中🧧，民族文化、經典作品對當代還有什麽意義、還能起到怎樣的示範作用？
朱大可：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沒有人能夠超越這種時代精神🧕。傳統不再是唯一的選擇，只是無數價值花朵中的一朵而已💇🏿★。它不可能成為我們關註的單一中心🛍️，也無法完全主宰我們的靈魂。但這並不意味著民族傳統和文化經典會變成廢物，只要它沒有消失👨🏼⚕️，就能為文化消費提供自由選擇的契機，並有可能成為未來文化發展的某個起點。
用全球公認的描述文化體系的“金字塔模型”來說，大眾文化位於金字塔底部，擁有廣泛的影響面，但僅有底部是遠遠不夠的，它只是一個扁平的二維世界🧖♂️，需要再加上一個點，也即金字塔的尖頂，來構築完整的文化三維空間🧏🏽♀️。這尖頂是細小和孤寂的，往往僅屬於少數人，但它所提供的巍峨高度，引領和撐起了社會文化體系的完整框架。這就是經典存在的重大意義🧖🏻♀️。
一個健康良好的大眾文化形態，絕不是民族經典和精英文化的敵人🙇🏽♂️，恰恰相反，它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將協助修復受損的經典。尖頂和底部的良性組合與互動👨🏻🏫，才能構成堅實穩定的文化體系🙇🏼👩🏿🏫。
解放日報９月５日《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