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　張念
    
   　 問:從“超級女生”、“加油好男兒”等選秀節目受到年輕人追捧,到青年作家郭敬明盡管被確認為抄襲,但仍得到出版商和忠實“粉絲”的青睞與支持,“粉絲”作為一種偶像崇拜現象,幾乎充斥於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理智與瘋狂,追求與固執,新的偶像崇拜到底說明了什麽?應當如何看待“粉絲”現象?
   　 答:從過去的嚴肅有余,到今天的瘋狂娛樂,從政治訴求到極端的經濟訴求,偶像崇拜早已不是遠古意義上人神交流的秘密通道。偶像重返人間,在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不再是人們需要偶像,而是偶像符號自己跳出來,捕獲“神色慌張”的現代人。
　    粉絲,英文fans趣譯,原意為歌迷🧘🏿、影迷,現泛指文體娛樂明星的崇拜者。“粉絲”現象,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偶像崇拜現象,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屬性🪤。集體迷狂是“粉絲”們,特別是年輕崇拜者的心理特征。從古至今,先祖、英雄、聖人、明君、忠臣、標兵🥗、模範、明星等一直是各類“粉絲”所迷戀和崇拜的對象。偶像是一種被過度闡釋的文化幻覺,是價值訴求的超負荷承載。在自我塑造與自我喪失之間,偶像崇拜作為“粉絲”個人的心理悲劇,是一種特別努力但又十分貧乏的姿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偶像的黃昏”隨時可能降臨。
   　 本世紀初,國內一些新聞媒體開展了有關20世紀文化偶像的大眾評選活動,網絡評選的結果是既有魯迅、雷鋒,也有金庸🔱、王菲。盡管爭議四起,但榜單上所列出來的樣態各異的偶像們,還是能夠清晰地描繪出人們在文化心理領域擁有越來越多的選擇自由。偶像種類的繁多,演繹了文化層面上崇拜的多元性,但這一切已經和神聖無關。大量湧入人們視線的娛樂“粉絲”軍團,讓人們相信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其中找到符合自我身份與興趣的認同感𓀝。
  　  偶像是被呼喚出來的,表明時代精神在尋找其代理人🪷🕵️‍♂️。改革開放以前,標兵與模範是全社會的偶像。那個時候,“粉絲”們表達對這些偶像崇拜的方式往往采取的是一種學習的姿態,對他們樂於助人、忠於職守等行為和精神進行深度模仿。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裏,動用國家力量所推舉的偶像,是對社會欲望的整合與塑造。遵循某種道德話語的生活,是充滿喜悅的,人們需要這樣的偶像。
  　  偶像敘事更是當今社會的顯著特征,崇拜/學習/模仿正在進行一場宏大的“形象工程”🆔。“粉絲”們通過幻覺獲取了某種價值和體驗,“偶像崇拜”則填補了他們成就感與身份感的空缺。
  　  但另一方面,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偶像逐漸成為消費欲望的表征🌦。偶像的流通進入不同管道,比如知識🧑🏻‍✈️、財富與政治,貨幣成為偶像們的偶像。偶像符號的增殖與繁衍,偶像市場的細分化,產生出來的是固執、狂亂和浮躁,這與理性社會所需要的堅守與寬容相去甚遠。
    　大眾文化的興起,使偶像/粉絲這對偶連詞匯成為文化生產的核心機製,同時也是商業利潤的堅實保證。娛樂工業所製造的文化產品——簽約明星,本質上已經不屬於大眾🐻。作為商業組織的重要構件,偶像/明星所代表的組織利益和利潤已高於一切。“粉絲”們對偶像崇拜的迷狂體驗,需要通過支付貨幣來換取,這是一種心理消費。和“工農偶像”不同,經紀公司和明星偶像有意將崇拜本身的使用價值消解,崇拜被簡化成消費方式。緣起於準宗教情緒的偶像崇拜,如今已喪失了價值內涵,“粉絲”們所表現出來的集體無意識,被商業社會全面收編。
   　 此外,隨著互聯網平臺的迅猛發展,草根偶像✩、網絡偶像此起彼伏🏃🏻‍♂️。非功利地出臺亮相,隱含著市場培育的商業邏輯。網絡偶像們紛紛帶著“偶像”的無形資產,一個接一個地投入到龐大商業機器的懷抱之中。最近,草根偶像胡戈接到了第一份商業訂單,而網絡紅人“芙蓉姐姐”試圖進行博客拍賣,卻幾乎無人問津這兩件事,就是這種商業邏輯兩重性的表現。
  　  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偶像”成了經濟增長點。在尚不完善的市場環境下,那些為了見偶像一面而殫精竭慮的“粉絲”們,與“做大做強”的經濟人,他們的歇斯底裏相互印證了偶像與金錢的結合🚤。偶像崇拜的再生產過程,復製了欲望,疏於創造,是一種懶惰的商業邏輯。識破了這一邏輯,“粉絲”們也許會更明智、更理性一些💇🏽‍♂️。

　　　　　《解放日報》 (2006年08月21日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