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90年代始，隨著浦東開發🚫🚵，上海經濟和城市建設得到了迅猛發展，其強勁的領先勢頭至今仍然是國內其他城市望其項背😖，幾乎是同時⌨️，在人文知識分子界不約而同的發出對上海文化建設批判的強音🛌🏿，而且這種批評至今持續不斷。我以為這現象與上海傳統以及知識分子的上海生存有著深刻的關系。從歷史上看🧒，對上海的文化批判是有著一脈相承的傳統，即伴隨著上海現代性的腳步對上海文化的審視，從魯迅對“海派”的剖析、梁漱溟關於上海“墮落”的判定，到龍應臺、余秋雨的“上海人”概念、楊東平“城市季風”對上海文明的追蹤，我們看到這些批判集中上海在全球化發展的兩次大潮之時🚣♀️，其相似之處在於在兩次批判都形成於“市場原則”和“經濟理性”主導下的物質化傾向的高速發展的背景，不過區分在於兩次批判對上海傳統的認識依據有異🧑🏻🦲💅🏼。
二三十年代上海在遠東的文化中心地位是與其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發達相一致的，上海開埠既短，歷史的沉積還不足以讓文化批判者們去尋找對現實映射的影子🔙，所以上海中西文化交匯👩🏽✈️、華洋雜處、移民叢集等特點就成為分析取材的依憑了。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批判者們除了對現實生活的觀照以外👨，二三十年代則又成了重要的批評參照系❣️。人們留戀於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的輝煌(其實❤️，那一時期文化人的血與淚、苦與痛則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淡化)，那一時期的文化現象幾近成了神話、傳說，進而變得虛幻，構成了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想像的重要頁面👰♂️。這種文化想像通過知識分子的粉飾，經由大眾媒介的傳播，變成了彌漫於上海人的濃重懷舊情調。這種懷舊情懷在90年代以來得到了持續加強，成為上海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部分人的時尚追求🅾️。
在對上海傳統的認識中，除了對二三十年代傳統的想像外，學界自然會提到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這近半個世紀的上海形成👨🏼🔧，如果把二三十年代上海用“海派文化”來概括的話，那麽建國以來的上海傳統則被學界認為是海派文化的中斷，人們對這時期的上海文化大都持簡單的態度，看到了中斷的一面🧑🦰，卻很少看到在都市民間海派文化的積澱和深入的過程🤏🏼。因為海派文化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外化和沉澱🥱，比如外灘和石庫門的文化意義的凸顯，上海居民的相對穩定(不似此前此後上海人的急劇流動)所帶來的文化穩定期🪟。正是因為對這一時段文化的簡單認知，加劇了人們對二三十年代文化想像的新鮮和急迫感🚸，似乎成了人們想像自身和寄托自我的重要依據。
同時這種文化想像與知識分子對90年代上海文化批判有著重要的關聯。作為批評的參照系，人們更多地關註其時上海文化與上海經濟的同步以及其時在中國乃至遠東無可取代的地位。如果我們把人們對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想像中的內容做一個分析的話，我們又發現對此一時期文化的物化性得到了一致的認可即對那一時期的上海文化的市場結果予以認同，對市場原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當然人們對那一時期大師雲集🧑⚖️、巨著紛現也屢屢加以用來對照90年代以來文化軟實力不足的參照🙋🏿♂️🤷🏿。但是在這種對照之下，對90年代以來上海文化發展的批判則集中在兩個萬面，一是文化軟實力與經濟領頭羊地位的錯位，二是對文化市場化結果的微詞。前者🙋🏻♂️，我們認為缺乏歷史意識，即二三十年代上海經濟文化齊頭並進的態勢是有其特定的政治歷史文化環境🤷🏼♀️，而今天的上海，經濟的發展並不意味著文化一定可以同步，政府可以通過政策、資源等的調整來推進文化建設🕜，但也不一定能夠達到與經濟發展同步的境地，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在中外歷史上都有明顯的例證，反之🟪，經濟的高速發達往往又對文化存在排巨性，90年代以來上海的文化實踐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市場的大潮淹沒了文化人寧靜的書屋，一些功成名就的文化人往往被市場誘惑所裹挾。
上海在文化市場化推進萬面就國內城市而言的確用力甚巨⚛️，雖然人們對這一努力的實績還抱有更大的期待，但在90年代以來的文化批判中我們過多的聽到另外一種聲音：對文化的市場原則給予較激烈的批判，對普適性的大眾文化建設往往不能給予理解。其實，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輝煌更多地是市場的支撐🤳🏼，而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永遠是互動和共存的樣態🚫🧅。這裏，我們就看出當代上海文化批判中知識分子文化想像中新的一面了。
上海文化批判中的知識分子想像還有批評主體的因素在裏面起著微妙的作用🖲。90年代以來，由於人口流動的迅疾，“上海人”的概念變化令人難以想象，一大批“外鄉人”成為新上海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通過求學、引進等方式進入的知識分子♦️。而正是他們在學界和媒體占據了重要的發言者的地位。其實無論新上海人還是上海的“本土”知識分子，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生發🍾🈚️，他們此前在社會中心的位置受到威脅，多多少少產生了“在”而“不屬於”的疏離感🥌，對上海生存越來越缺乏認同感，因此，他們在談論上海時往往是用局外人的立場來審視🙌🏿；同時物質的相對擠壓，容易使他們陷入想像空間👨🦯➡️。這些構成了他們對市場原則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實，從二三十年代至今，知識分子在上海的生存一直是非常矛盾的狀態🧝🏼♀️，一邊盡可能地追逐著上海的物質成果☸️，有的甚至沉陷於都市欲望之中🙌，一邊又批判著都市的現代性情狀👱🏽♂️📐，缺少了一點反躬自省，缺少了魯迅那樣把自己煮進去的解剖精神。這恐怕是今天我們進行文化批判更為值得叩問的問題了。
(作者為恒达平台宣傳部部長🤵🏻♂️、中國文學中心常務副主任)
社會科學報 2005-3-10 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