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諢號為“國民床單”的老牌床單，最近忽然為微博和媒體所關註🚣🏿‍♀️。這種圖案笨拙、手感粗糙的床單🧛‍♂️，意外地裹住了世人的記憶神經。隨後♣︎📉，茶缸♝🧏🏼、臉盆、水壺、毛毯、縫紉機等等舊物，均成為網民鐘情的對象;更有媒體卷入這場器物懷舊的狂歡，搜尋“民光牌”被單、“北京牌”電視機、“三角牌”熨鬥🍕、“蝴蝶牌”和“飛人牌”縫紉機、“海鷗牌”照相機、“回力”球鞋👃、“永久”“鳳凰”和“飛鴿牌”自行車🧏🏿、“上海牌”手表🧑‍🦲、“手牌”蛤蜊油、“金星牌”奶粉等舊詞，試圖羅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業名牌的清單。盡管這份“白名單”序列還只是一個初級的開端，卻足以展示工業器物懷舊的基本方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歷經了三次大規模的懷舊浪潮。第一次是1977年啟動的“六十年代文化懷舊運動”，大批老書和老電影獲得政治解凍，成為文化饑渴症患者的精神食糧。這是“傷痕時代”的典型產物🍴，它所緬懷的對象🤱🍊，主要是“文革”前的文藝作品，以及慘遭迫害的精英分子(科學家、作家和高級官員)的動人事跡。它旨在修復一種叫做“人性”的脆弱事物📔。
　　第二次懷舊浪潮，起始於1994年的民國圖像記憶🙎🏽。一種被稱為“月份牌”的仕女招貼畫，因受到臺灣出版人的青睞而鹹魚翻身，成為上海殖民地懷舊的視覺索引🤾🏿‍♀️👱🏼。它們原本屬於鄭曼陀、杭穉英🍋‍🟩、周柏生🦠、徐詠青等民國畫手的陳年傑作🫑，卻因陳逸飛的民國題材油畫、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而燃起世人對旗袍的集體性迷戀𓀌，並引發了一場經久不衰的民國女裝浪潮🤏🏽。這場懷舊運動的直接後果，就是塑造出一個以“小資”命名的消費群體🚶‍♀️‍➡️，她們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崛起，製造出各種消費奇跡🗓，猶如一場小布爾喬亞的市場春夢🫔。
　　第三次懷舊浪潮，始於21世紀零年代。它最初是以數碼方式張貼老照片的“文革”懷舊，而後便轉向各類老器物的瑰集👮🏿‍♀️⏩，並由單一的工業器物(如照相機🧑🏻‍🚀、打字機、收音機)擴展到舊書、舊雜誌🫲🏼、舊唱片等等🚥。而近年來的民國懷舊浪潮，更是擴張為對民國人物、民國政治🧔🏽‍♂️、民國文化、民國教育和民國風範的全面追憶，甚至連民國的中小學教科書🧏🏿‍♂️，都成為人們贊嘆不已的範本，由此形成對“民國+早期共和國”的雙料懷舊👩‍👩‍👧‍👧👰🏻‍♀️。
　　一條“民光牌床單”，卻被誤認為“國民床單”，而後又將錯就錯地派生出“國民茶缸”“國民水壺”“國民毛毯”之類的名詞。“國民”一詞👮🏻‍♂️，正是用以識別事物本性的記號🧖‍♂️，猶如呈現於手掌上的特殊皮紋。“國民”是“國”與“民”的和諧對位，它暗含著關於國家和民眾的平等關系的政治理想;“國民”也是“國營”的一種文化近義詞👩🏻‍✈️，向我們暗示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工業器物品質的信賴;“國民”又是“民國”的倒置和鏡像，折射出對於民國時代的無條件推崇👨🏿‍🍳。盡管這些潛意識的表述是極度混亂的🌊，卻都洋溢著某種刻骨銘心的喜悅👬🏼。
　　引發這些懷舊思潮的動因👩🏽‍🦱，第一次是基於文化饑餓，第二次緣於消費主義，第三次則較為復雜，其動力不僅來自市場消費，更是針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柔軟抗議。在對於民國小學教科書的盛大贊美之中，無疑包含著對現存教科書及其教育體製的嚴重質疑。
　　在一個物質膨脹和精神瓦解的時代，懷舊就是一種記憶療法👨🏼‍🚀，它要借助“從前烏托邦”的有限時空，修理被現實灼傷的普遍心靈。一件過時的破舊器物⭐️🔲，成為一個微小的價值核心，突然間變得光芒四射起來，照亮了在焦慮中輾轉反側的芸芸眾生。
　　懷舊者往往由日常生活的層級，探入器物懷舊，進而又深入符號的層級，玩味著諸如“國民”之類的語詞🏋🏼‍♀️，從那裏獲取細微而短暫的慰藉。
　　毫無疑問，除了床單，大部分工業器物懷舊，只是一種概念性懷舊，因為所有舊器物(如縫紉機)都僅剩下膜拜價值👷，而基本喪失了實用價值。
　　舊器物中的大多數已無法被當代年輕人所使用，並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經驗。它只能被懸置在裝飾架上，猶如一個孤零零的存在，照亮了脆弱而破碎的記憶。但是，懷舊終究只是一種頹廢的輔式療法，它只能產生短暫的安全幻覺，而改變現實的最佳途徑，就是越過“國民床單”和“國民懷舊”🤴🏼，徑直投入“國民變革”的偉大潮流🦆。
　　（作者朱大可 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