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达平台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 中國要善講可持續發展的世界語
40年前的3月12日，羅馬俱樂部發布長篇報告《增長的極限》♥️👆🏿，向人們展示了在一個有限的星球上無止境地追求增長所帶來的後果。世界為之震驚。由此也催生了世界可持續發展的議程🅱️。
同年的6月5日，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討論保護全球環境的行動計劃🧛♂️，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1992年🥫，旨在推廣“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裏約熱內盧舉行，大會通過了《21世紀議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重要文件👨👩👦。今年6月，聯合國將在裏約熱內盧召開“可持續發展大會”（與“環境與發展大會”時隔20年🦈🦹🏿♀️，因此又被稱為“裏約+20”會議）🔆，探討世界未來發展新理念。
對照世界可持續發展的裏程碑事件，恒达平台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教授的經歷非常有趣👮🏿♂️🧑🦯：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他當時是從上海到農村插隊的下鄉知青，聽到此事已經是10年之後的事了🪟👩🏻🏭；1992年裏約會議😶🌫️，他是兩年後才知道會議內容及其意義的👨🏼🦲，也使他有了深究的興趣和行動✋🏼🦹🏻♂️；今年的“裏約+20”會議，聯合國將提出綠色經濟和合作治理，他從2008年開始就有機會有一些直接性的介入。他真正開始研究和發表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學術論文是在1995年🤝。1994-1995年在墨爾本大學訪學時，他曾經走訪這個被評為世界最適宜居住城市之一的發展規劃部門🧑🏿🌾，第一次聽到他們製定城市戰略的理論基礎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支柱🤜🏼，由此來了興趣，開始鉆研，發表論文🧚🏿♂️。於是，出去的時候是研究科技政策，回來的時候就開始研究可持續發展了。回首過去近20年的研究歷程🤾🏼♂️，令諸大建感到欣慰的是：初步形成了有自己思考特色🕵🏼♂️、曾經多次與國際同行交流對話的基於對象-主體-過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理論框架🀄️，以及支撐這些理論框架的專題研究成果。
增長的極限曾經是遙遠的未來🤾，但今天它們已經廣泛存在；崩潰的概念曾經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今天卻已進入公眾話題（盡管是假設性的和學術化的）。然而🛀🏻，“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春風喚不回”。人們一直在尋找著新的發展理念和指標來引導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福利指數🧎♂️➡️、生態足跡、綠色經濟🏄🏿♂️、幸福指數、可持續性導向大學……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諸大建認為，中國可以在“裏約+20”會議上拿出一些有國際視角和中國貢獻的理論觀點來。他強調說，中國要善於講可持續發展的世界語🪹，把我們有創新意義的理論和概念用國際上可以接受的語言傳輸給聯合國。
◆40年前，羅馬俱樂部發布《增長的極限》的報告🧖🏻👨👩👦，向人們展示了在一個有限的星球上無止境地追求增長所帶來的後果；40年後，聯合國將於今年6月舉行“裏約+20”會議😦，探討世界未來發展新理念📙🏙。諸大建教授認為，中國要善於講可持續發展的世界語，在“裏約+20”會議上拿出一些有國際視角和中國貢獻的理論觀點來🕒。
本報記者楊逸淇
綠色經濟和合作治理主導未來20年可持續發展
文匯報：1972年3月，羅馬俱樂部的劃時代報告《增長的極限》問世𓀄，它給傳統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您認為這本書提出的思想與後來的可持續發展有什麽關系？
諸大建：確實有很大關系，可以說《增長的極限》醞釀了今天人們所接受的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思想種子。自從可持續發展提出以來👲，雖然大家都同意其應當涉及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但是對三個方面的相互關系或者經濟社會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的關系，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弱可持續性的理解🚨，認為自然資本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追求各種資本總和的增長；另一種是崛起中的穩態經濟學或可持續性科學強調的強可持續性的理解，認為許多重要的自然資本不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要求這些資本在非退化條件下實現福利增長。《增長的極限》一書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就是後者⚈，即可持續發展就是在地球資源環境承載極限裏的增長和發展⛹🏿。
文匯報：今年6月將在巴西舉行“裏約＋20”會議，提出以綠色經濟和合作治理為主導的未來20年可持續發展新策略💺。您認為它對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有何影響？
諸大建🕌：今年的會議應該會是可持續發展的第三個裏程碑事件👨🏿🦳🙅🏻♀️。按照我的看法🍅，如果說1972年的人類環境會議是1.0版，重點是解決世界環境問題；1992年的裏約會議是2.0版，提出可持續發展是要把環境與發展整合起來🙇🏼；那麽👨🦼➡️，“裏約+20”會議實際上是3.0版，在重申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同時👨🏻🍼，將可持續發展推進到綠色經濟和治理體製上來🧪。
從過去兩個裏程碑事件來看，聯合國大會的版本升級一般由三方面內容組成。一是理念升級，1992年裏約會議的成果就是表達可持續發展原則的《裏約宣言》👏🏽；二是行動升級，這就是裏約會議上通過的有詳細行動領域的《21世紀議程》；三是組織升級➜，1992年在聯合國環境署之外建立了具有統籌意義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12年它也想有一個組織創新，目標是要有一個更有力、更協調的推進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的組織保障👨🏫。聯合國從2007年就開始準備現在的版本升級，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裏約+20”會議要達成較高的目標估計會有困難。但是聯合國堅持認為，正是因為金融危機和氣候危機，加強了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的緊迫性。
文匯報👤：您認為中國應以什麽樣的姿態參加“裏約+20”會議？
諸大建💭：我認為中國應該利用這個20年一遇的機會✖️，提升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的國際形象和正面影響力。40年前，中國對經濟增長的環境影響沒有多少感受⚄，甚至以為環境問題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會發生👩👧；20年前，中國對可持續發展的提法是有保留意見的，認為它會抑製我們的經濟增長。這樣的態度當然與發展階段和認識水平有關。
但是現在呢？未來呢？如果再用原來的語言表達我們可以承擔的責任，我們當然可以不顧人均GDP和人均生態足跡遠遠高於我們的發達國家💂🏻♀️，但是我們需要考慮77個發展中國家的感受，特別是受到氣候變化嚴重影響的那些小島嶼國家的感受。因此，我覺得在“裏約+20”會議上中國的應對應該更主動一點🥁。
我認為，聯合國強調的綠色經濟發展與我們的科學發展和經濟轉型的行動是可以對接起來的🚢，可以把我們已經做的和將要做的納入“裏約+20”會議的政策原則和行動議程🙅🏿♀️。
文匯報🔐：國際社會正在吸納各國意見🦹🏼♀️，製定未來20年的綠色經濟路線圖以及各種政策選項的“菜單”，那麽𓀑，如何更好地將中國的一些成功經驗帶給世界？
諸大建：我覺得中國可以在“裏約+20”會議上拿出一些有國際視角和中國貢獻的理論觀點來。20年來，我們的政策創新和學者研究的成果是有一些國際意義的新內容的。
例如，對於可持續發展中的經濟、社會、環境三者關系，我們的政策強調的不是三者並列的弱可持續性思想，而是強調資源環境包含經濟社會的強可持續性，這樣的思想體現在耕地控製🏊🏽♀️、能源規模、水資源利用等政策上🪒；又如🏠，中國的循環經濟不是德國和日本的垃圾經濟👳，是強調經濟源頭對資源環境消耗的減少和多次使用⚽️，已經成為中國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內容；再如，中國按照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支柱製定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把政府作用和市場機製結合起來推進可持續發展等等🦹🏼，都可以給世界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提供有意義的思想和做法🦺。
中國要善於講可持續發展的世界語👹，把我們有創新意義的理論和概念用國際可以接受的語言傳輸給聯合國。
綠色經濟被視為走出經濟危機的當前措施和長期戰略
文匯報：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經非常流行，但是其內涵依然混亂，特別是在政府政策和管理層面存在著許多誤解和曲解🧏♀️。按照您對國際進展的理解和自己多年的研究，您會對可持續發展理論做怎樣的解讀？
諸大建🕘：許多人特別是政府官員從字面上把可持續發展解讀為連續的經濟增長，這是有悖可持續發展提出的初衷的。我認為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可以系統地把握三個方面，形成基於對象-主體-過程的可持續發展管理框架：
在對象維度，要強調基於強可持續性的環境⚇、社會♣︎、經濟包容模型。我自己開始研究可持續發展的時候，雖然覺得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支柱有意思👳🏻♂️，但傳統的經濟學無法做出解釋。直到看到戴利的《超越增長》後😢，才發現可持續發展有了相對合理的理論。
在過程維度，要強調將適應性治理和源頭性減少結合起來的PSR方法。研究可持續發展，我對基於“驅動力-狀態-反應”的PSR方法情有獨鐘，它把末端的環境治理（SR）和源頭的發展轉型（PR）結合了起來，排除了有轉型無治理、有治理無轉型的兩極對立思考。
在主體維度🎧，要強調利益相關者參與影響著可持續發展的水平。我自己近年來對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最大體會是，把可持續發展與基於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治理結合🦷，形成了政府👨🏼💻、企業、社會界面管理的思想🕵🏻♀️，於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公私合作🚇、企業社會責任、第三部門參加公共事務都可以得到解釋了🚣🏻♀️。這正是“裏約+20”會議上聯合國要強調合作治理的理由。
文匯報：綠色經濟被看作是未來20年可持續發展的升級行動🕣，這是世界發展的重要動向。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聯合國和國際組織提出的綠色經濟？
諸大建：綠色經濟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國環境經濟學家皮爾斯（Pearce）在1989年提出的💂🏼♀️，但是當時並沒有科學的概念界定。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聯合國和許多國家把發展綠色新政和綠色經濟看作是走出經濟危機的當前措施和長期戰略，做了許多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我有機會多次參加了這樣的研究咨詢和政策研討。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組織對綠色經濟的基本界定大都基於脫鉤理論⛹🏼♀️，即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脫鉤🔓，特別是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基於可持續發展三個支柱中經濟與環境、社會與環境的關系🌄📛，可以認為綠色經濟是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子集（經濟與環境的交界），是實現綠色發展（社會與環境的交界）的主要途徑（綠色發展是綠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增加的函數）🙉。其中，綠色發展的指標用生態足跡與人類發展指標（HDI）衡量，或者用改變了的國民收入指標如真實進步指標（GPI）衡量，綠色經濟的定量指標用資源生產率包括二氧化碳生產率、新能源的比重、人均二氧化碳等表示🥷🏼。
文匯報🙇♂️：那麽，將綠色經濟從概念轉化到行動🧴，應該做什麽🎯，又該如何做？
諸大建🙍♀️：可以認為，綠色經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傳統產業的資源生產率進行改進👮🏻♀️🧖🏼♀️，這是無悔意義上的技術進步🤘🏻，具有零成本或者負成本；二是基於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工業的替代性發展🦋，涉及到一定的資本投入👩🏻💼；三是服務業比重的增強🍏，這是經濟增長從物質化的經濟向服務化經濟的轉型👂🏻。
對於如何從政策上推進綠色經濟🦺，歐洲的方法是🤦♂️，實行不依賴市場價格變動而是依賴政府主動提升的生態稅收政策📙🔠，每年提高一點點，一直提升到所需要的水平以控製人們對自然資本的過度消耗，與此同時🧜🏻♀️，降低在勞動力上的稅負，達到稅收總負荷的減少。
文匯報🧑🏿⚖️：綠色經濟和綠色發展也是中國當前轉型發展的重要方面🥡，對此您有何見解？
諸大建🪲：聯合國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麥肯錫等也對中國發展綠色經濟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綜合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我自己的研究積累🫅🏻，我認為中國發展綠色經濟要註意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動因🤰🧋。從可持續發展的三重底線角度有三個最基本的理由：一是可以保持經濟增長的慣性，延伸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二是降低經濟增長的社會和環境成本，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三是應對世界主要國家的綠色經濟競爭，主要的競爭對手有德國、日本👌🏽、美國和韓國等👳♀️。
二是目標。按照發展的內容可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短期是到2015年，重點提高傳統製造產業的資源生產率👨🏻🍼；中期是到2020年，擴大綠色技術的使用規模🧡，特別是發展新型的綠色產業；長期是到2030年，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得到控製，出現峰值，基本實現包括服務經濟在內的經濟方式的綠色轉型。
三是路徑。從政府主導、合作參與的治理結構🧑🏻🏭👩🚒，需要提出系統性的推進政策👼，包括增強市場激勵🥑；促進綠色增長的動力；改進資源環境的規製和管理；縮小對易受影響人群的環境影響；減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加強地方體製建設等🎙。
“可持續性導向大學”是大學轉型的新目標
文匯報：最近幾年，您也一直在研究和倡導“可持續性大學”或“可持續性導向大學”的概念，是否可以認為，大學隨著社會的轉型也正在經歷著一個重要的變革？
諸大建：大學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的產生與發展都同其他社會因素有著密切聯系。有學者認為🟡，大學的變革經歷了四個階段：傳統的教學型大學🧑🧒🧒，如英國劍橋大學🦾⇢；現代的研究性大學♑️，如德國洪堡大學；當代創業型大學，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崛起中的可持續性大學，如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2000年荷蘭學者漢斯·馮·威能（Hans van Weenen）在《國際高等教育可持續性雜誌》發表論文，正式提出“可持續性大學”（Sustainable University/Sustainability-oriented University）概念。從那時起，出現了兩個方面的進步：一方面，學術界有愈來愈多的人發表了有關支持和深化可持續性大學研究的論文💞；另一方面，許多大學把可持續性導向的大學看作是大學轉型的新目標。
文匯報：如果說可持續性大學是未來大學發展的新方向，那麽⚄，建設可持續性大學會給高等學校帶來哪些重大變革👨🏼🎤？
諸大建：建設可持續性大學，就是要用可持續發展思想理念統籌大學的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國際交往、校園建設等方面。就教學而言🧑⚖️，傳統的大學在教學上是強調學科分類✍🏿、知識導向的，可持續性大學則強調學科的整合和知識人才的道德負荷。就科研而言，傳統的大學在研究上是強調理論導向的🫙，可持續性大學則強調問題導向，因此需要從波爾型的純理論研究，轉向從實踐中的理論問題出發的巴斯德型研究。就社會服務而言🍜，傳統的大學不太強調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可持續性大學則認為服務社會發展是大學的重要責任和存在價值，強調服務社會要有系統集成性的解決方案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就校園建設而言🥩，傳統的大學基本不考慮校園運行的生態效果和效率👼🏿🙆🏼♀️，或者偶有一些象征性的校園建設項目的綠色化，可持續性大學則強調建設系統意義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大學校園。
文匯報：國內外目前有標桿型的可持續性大學嗎🫂👩🏼🌾？
諸大建：國內可持續大學的研究和實踐剛剛起步，國際上被視為標桿性的可持續性大學已經有一些，我這裏以美國康奈爾大學為例說明。從戰略上看，康奈爾的可持續性轉型起始於2010年，目標不僅要成為美國的可持續性大學🦝，而且要成為世界的可持續性大學和可持續性發展的活的實驗室🤰🏼。它製定了有長期視角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2010-2015），配套有專項的校園氣候變化行動計劃（到2050年）📉。
從布局上看📆，康奈爾的戰略計劃強調經濟📳、社會與環境的三位一體；領域包括了研究、教學、社會服務、校園管理；在研究上，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把55個系科的250個教師組織起來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在服務上，把為地方提供可持續性服務看作重要任務。
從參與上看，康奈爾的戰略計劃覆蓋了校內外盡可能多的利益相關者🤘🏿。在校內，有載體如康奈爾可持續性發展論壇（2010）、可持續性交流系統（包括網站、媒體戰略、年度獎、校園日等）💁🏽♂️；在國內🤸🏽♀️，是美國大學可持續性聯盟的主導者🏌🏼♂️；在國際上，參加了聯合國有關委員會👨👩👦。
文匯報：您曾經提出過一個可持續性大學的三維模型或POS模型，認為可以用來規劃🏃👰🏻♀️、實施🧑🏿🦱、評價可持續性導向的大學，這個模型的具體內容是什麽？
諸大建：這個簡單的分析模型是在研究了國內外的一些案例基礎上提出來的👩🏻🦱，目前還在發展完善之中。所謂可持續性大學的POS模型，是指大學面向可持續發展的轉型涉及過程維度（如規劃、項目、實施、評估等）、對象維度（校園、服務、教學與研究等）、主體維度（利益相關者如領軍者🐾、決策者、校內外相關者等）三個方面😞🦘。因此，建設可持續性導向的大學需要三個方面的升華。例如👩🍰，恒达平台從2010年開始的面向可持續性大學的戰略轉型就是這樣展開的🚛。在過程領域，恒达正在超越簡單的項目建設🏄🏻，通過製定五年期的可持續性大學戰略規劃和每年的行動計劃進行實施，並且要進一步建立可持續性大學的評估體系和發表可持續性大學的評估報告。在對象領域，恒达把可持續發展行動從以往的綠色校園建設擴展到了教學和科研的主流領域，建立了可持續性科學高等研究院，開設全校型的可持續性發展通識課程🧖🏼。在主體領域👷🏽♂️，恒达確立了校內校外兩個維度的可持續性大學利益相關者戰略，在校內，少數領先者和領導者的意識拓展到了全校相關院系的共同行動😕，例如經濟與管理學院確立了培養面向可持續發展管理人才的發展願景；在校外，則與政府、企業✊🏿、社會以及其他高校建立了可持續發展導向的合作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