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最著名的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ClaudeLévi-Strauss,1908-2009)在10月30日與世長辭👳🏽。列維-施特勞斯在當代法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一個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用法國 《世界報》的評論來說，他是“法國半個多世紀思想發展的主要動力源[8.70 1.52%]泉”。
列維-施特勞斯的重要歷史地位
法國哲學會會長貝爾納特·布爾喬亞在為拙著 《當代法國哲學導論》兩卷本所寫的序言中精辟地指出：法國20世紀哲學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由三個部分的 “三分之一時期”🕵🏼♀️：第一個“三分之一時期”終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二個“三分之一時期”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1968年學生運動”前後👩🏽🎨，而最後的“三分之一”則是從70年代到上世紀末。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法國哲學和思想界💂🏽♂️，首先是受薩特的存在主義的影響，接著是由於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的積極推動🕛，才使當代法國思想和文化進入最活躍的自由創造時期⬇️，使法國思想界持續的創新迭起，派別林立，後浪推前浪，不愧成為整個西方思想界的最前沿論壇。如果說，薩特就是戰後最積極的思想先鋒的話，那麽🐻❄️，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就是引發當代法國哲學進入更繁盛的創造時期的關鍵人物🪰。
列維-施特勞斯是以他的結構主義而奠定其在當代法國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列維-施特勞斯原本是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但他的結構主義具有無可否認的普遍方法論的意義，使他的結構主義遠遠地超出了人類學的範圍，從上個世紀中葉開始迅速地影響到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觸發了法國思想界的理論革命，大大推動了早就由薩特開創的反傳統運動，導致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和主體性範疇的徹底顛覆，引發了往後50年“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新符號論”的崛起及傳播，開拓了法國理論研究的廣闊新視野。
列維-施特勞斯的主要理論和方法論成果👨🎓💆🏼♂️，集中在他的著作《種族與歷史》(1952年)、《憂郁的熱帶》(1955年)🕛🛻、《野性思維》(1962年)🧚♀️、《當代圖騰主義1962年、《神話學》(1964-1971年💩，四大卷)、《結構人類學》(1958-1973年🖼👆🏽，兩大卷)、《面具的途徑》(1975年)👨🏻🦲、《遙遠的眺望》(1983年)🏔、《嫉妒的女製陶人》(1985年)以及 《猞猁的故事》(1991年)等書中。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思想和理論🪙，其基本範疇是“結構”、“斷裂性”及“共時性”等，主要的探討論題是“神話”👵、“親屬關系”、“語言”以及“自然與文化”。所有這些範疇和論題🥭👩🏻✈️，都圍繞著人及其文化的產生和再生產的問題🛀🏻，都關系到人類本身的歷史命運及文化創新的前景。
野性思維並不野蠻
列維-施特勞斯曾經反復指出🍎♝：文化結構，如同各個系統一樣👬🏻，是穩定不變的；構成結構的任何系統中，其各個構成因素之間始終維持緊密的相互依賴關系，其中的任何因素都不能獨立於整體系統而發生自由的變化。不管是古代或現代☝️💧，也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深深地隱含在語言和親屬關系中的文化基本結構🫱，是始終不變的，它們也是同型同構的⚽️🦢。因此🎍，在人類各民族和各種族之間🙆🏿♂️⛄️，雖然可以存在不同的文化 (語言、習俗、製度✪、思想等)🏜，但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並不存在“先進”和“落後”、“文明”和“野蠻”的區別。
列維-施特勞斯的著作《野性思維》就是集中闡述這個問題的。他在那本書中強調👩🏿🍳：“‘野蠻的思維’並不野蠻。”相反👩👦，他認為🧏🏽：被誣蔑為“野蠻”的原始民族(以印第安人為例)所創造的文化🧑🏼🤝🧑🏼，特別是他們的豐富的神話和習俗，乃是人類文化的典範，是最自然和最素樸的人類文化的典型，也是全人類各民族應該視之為“榜樣”的。原始人所創建的“野蠻”文化，由於它們最接近自然🧑🏻🦰，又是未經人為加工的，所以具有最珍貴的永恒價值🅿️。由此，列維-施特勞斯強調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平等性。正因為這樣，從50年代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始終邀請列維-施特勞斯作為重要顧問🏃♀️，並請他主持教科文組織對世界各民族文化遺產的維護、清理和評估工作。
列維-施特勞斯反對種族主義🔤，尤其反對“西方種族中心主義”以及“西方種族和文化的優越論”✌🏽。這在西方人類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成為了人類學研究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學和民族學，從16世紀開始，一直伴隨著西方人對世界各地的滲透活動和侵略活動，把它同基督教傳教並列稱為西方向外擴張時期所使用的兩大 “橄欖枝”🌍，以便同擴張中的軍事暴力幹預相配合。在列維-施特勞斯之後，人類學研究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引起了“後殖民人類學”的誕生，使人類學終於擺脫了西方霸權主義的控製而真正地顯示出它的人道主義性質。
歷史的斷裂性和共時性
根據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歷史就是人逐步脫離自然界而走向文化創造的過程🧚🏼🧜🏼，這一過程作為一個整體是不變的🤸。具體地和局部地分析🙋🏼♀️，歷史是連續和歷時的(diachronique)；但總體地看，歷史是共時的(synchronique)整體。因此🎺，歷史各階段之間的關系🫡，如同地質學勘探中所發現的地質結構那樣，各個不同時代的結構都是“共時存在”♠︎，並呈現為“斷裂”的🤦🏿♀️🖕🏿。為此，結構主義的發展導致“斷裂性”和“共時性”等概念在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普遍傳播㊗️，也批判了把歷史各個階段加以直線連接的傳統歷史主義🐙、歷史目的論以及各種各樣的歷史演化論🐈。
“斷裂性”和“共時性”概念的傳播，嚴重地打擊了傳統的歷史主義，也立即引起了薩特的反駁。1960年薩特在他的《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嚴厲批評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觀點，標誌著當代法國哲學發展的新轉折點。
對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環保主義的啟發
結構主義的傳播導致對傳統思維模式及其論述形式的“解構”🐉，從而推動了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當代法國思想家，諸如德裏達、福柯、拉康以及羅蘭·巴特等人都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的啟發和影響。所以‼️，法國媒體在傳播列維-施特勞斯逝世的消息時說💁🏽♀️：60年代之後的法國思想家幾乎都是列維-施特勞斯的“孩子”。
列維-施特勞斯的思想還推動了環保主義的發展，積極促進保衛自然資源、遏製濫用技術的“技術專製主義”的傾向🥳。現在💮，列維-施特勞斯已經被公認為當代環保運動的“主要創始人”。在他逝世的時候🦵🏿🐝，人們反復引用他的警句🈯️：“世界是在沒有人的情況下開始的，它也必將在人徹底消失之後而終結。”
列維-施特勞斯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思想繼續保持其生命力，也毫無疑問地將作為人類文化的珍貴遺產而永載史冊！
(作者系恒达平台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
2009年11月20日 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