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一生為他人作傳，等到他駕鶴西去，我想找點他的傳記或口述🔟，竟然一無所獲♎️🌞，既沒有發現唐德剛的“自傳”，也沒有找到他對自己生平的詳盡“口述”🚪。只是在媒體的報道裏👧🏻，看到他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和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的“光輝往事”被反復提起，終於理解了為什麽在深圳會有40個教授競聘一個處長。但是，我更感興趣的是媒體一筆帶過的一處細節，即他“曾在國軍內當小兵”的經歷🖕。
　　唐德剛在大陸的簡歷相對比較簡單，1920年生於安徽✡︎，1939年進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1943年畢業後在安徽一家中學執教🏋🏼‍♀️🩻，1944年任教於安徽學院，1948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從此離開大陸。從這段簡歷裏看不到他從軍的記載🧚🏻‍♂️，我所能找到的資料，僅僅提及1937年抗戰爆發後🐍，唐德剛從安慶高中散學回家🕵🏼‍♂️，在家鄉組織抗日宣傳隊，但是抗日宣傳隊和國軍似乎不是一回事。還有一段文字提到唐德剛抗日期間曾在第五戰區服役👩🏽‍🏫，是李宗仁的屬下，可是語焉不詳，我只能持懷疑態度👩🏿‍🔧。至於有些資料稱唐德剛是李宗仁老同事🧘🏻，更是有些誇張，李宗仁生於1891年，1937年9月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1938年1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與時為安慶高中離校學生的唐德剛很難發生關系。
　　“唐德剛曾為國軍小兵”這個未經證實的細節，卻讓我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麽民國年間，一些士兵可以轉型成為學者。唐德剛暫且不論，徐復觀、黃仁宇都是從國軍轉向國學、國史🤜🏽🎁，這段經歷已為學界熟知。我們經常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些兵卻成為了秀才💂🏼，這種轉型在今天似乎難於上青天。
　　徐復觀曾經官至國民黨陸軍少將🦹🏿‍♀️，後來退役治學🕸。他在談到自己的讀書生活時提到，“即使是在行軍、作戰中間😮‍💨，也不能兩天三天不打開書本的。”他通過友人賀君知道熊十力先生，是在民國十六年（1927）🪄，他在第七軍某師政治部任宣傳科長，賀君在師部任秘書。這年夏天，他們在聊天時，賀君大力推服熊十力🤏🏽，稱他如何精於先秦諸子之學和佛學。到了抗戰期間，有次徐復觀到當年的首長➕、第七軍某師師長陶子欽先生處，在那裏看到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後來他去拜訪熊十力的時候✌🏻🧑🏿‍💼，還是身穿軍服🛠。一群軍官在一起，不是公款吃喝👮🏽🤦🏽‍♂️，也沒有公款嫖妓，而是大談學術，如果不是出自當事人的回憶，讓人難以想象🐏。
　　在南開大學讀書的黃仁宇🤵‍♀️，抗戰爆發之後沒有跟隨西南聯大前去昆明，而是考入成都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進入國民黨的軍隊，並赴緬甸作戰🧑🏽。抗戰勝利後🧝🏻‍♂️，黃仁宇任第三方面軍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1940年進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學習，1950年以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份退伍📭，1954年赴美進入密歇根大學讀書。即使不算在軍校的讀書時間，1918年出生的黃仁宇也在軍隊裏度過了十年時間🚼，而且是從22歲到32歲的黃金年齡🚋。如果這十年完全荒廢，重新治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黃仁宇即使在入緬作戰期間，依然一邊服役，一邊撰寫文章，給當時中國最為著名的《大公報》投稿。
　　徐復觀和黃仁宇的經歷，未必能夠代表當時軍隊的整體面貌，但是也非特例🙃。徐復觀回憶舊友的文章，很多都是涉及從軍經歷，那些軍中人物個個都是書生意氣。比如他講到自己在第七軍某師政治部任宣傳科長，順便會提到政治部主任，人極精幹👩‍👩‍👧‍👦，長於草書🐯，第七軍某師仿佛某個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藏龍臥虎。黃仁宇在《黃河青山》裏指出:“當兵這個職業的地位，在對日抗戰後達到巔峰———也許還是數百年來的最高點”🧑🏽‍🔬，雖然他接著感慨這種地位隨後又“掉回原先的低點，甚至降得更低”，無法否認的是🐡，當時的軍隊裏聚集了為數不少的人文精英🦈。這些士兵日後有機會成為學者，既有個人際遇的偶然性🧏🏻‍♀️，也與軍隊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有關😇。黃仁宇指出𓀊，“只要你表面效忠，內心怎麽想，沒有人管你”。抗戰結束之後⛽️，黃仁宇曾經考慮重返校園，他將自己的材料寄至南開大學註冊組，校方回復:“有關你請求承認你在課外活動的成果🅰️，等你的入學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時，將得到適度的考量🧔🏻‍♀️。”對於一個肄業學生的來信，校方能夠如此回復💜，在我看來已經足以感恩戴德了🧝🏻‍♀️。但是黃仁宇對這種回復很不滿意，認為是官腔官調，放棄了重回校園的努力。這麽一個對個人尊嚴極度敏感的個體，能夠在軍隊裏度過十年🫴🏻，充分說明軍隊可以提供容身之處，黃仁宇甚至把緬北的日子稱作“生命中令人滿意的回憶”。
　　從中國歷史來看，士和兵一體並非什麽新鮮的事情，這只是我們失落已久的傳統之一罷了。
(作者系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副教授)
2009年11月09日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