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封殺湯唯的替罪羊邏輯 板子應該打在誰身上🙍♂️？
來源👃🏻：中國新聞網
時間：2008-03-31 瀏覽：
“只要符合中國的規定，符合中國廣告管理的有關規定⏬，我想這些都應當是被允許的。”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在被問及封殺令時說
“湯唯被封風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製和文化發展間的尖銳矛盾⛺️。此事涉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板子究竟應該打在誰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偉露得比湯唯更加徹底，但毫發無損🤺；導演李安應是此情色電影的始作俑者，卻沒有關於製裁他的風聲👦🏻；作為投資商的美國焦點影業公司👠、香港安樂影業公司👮🏽、在港中資企業銀都機構電影公司和上影集團，都沒有被製裁的跡象👿。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其中重要投資方的銀都機構，是一個同廣電總局不無關系的駐港企業🎟；而為該片提供許可證的上影集團👸🏼🕚，更是廣電總局的分管機構。這些機構先是積極投資，繼而又提供許可證，最後又允許其在中國各地上演，但結果卻要嚴詞地製裁一個弱小女演員。
這難免讓人想到“替罪羊的邏輯”——而選擇羔羊的標準，必然是她(他)的弱小性、無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
“封湯”觸發了普遍的聲援🤗，當事人李安和梁朝偉都挺身執言🍁，就連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見者”，都轉而為湯唯高調鳴冤🦹🏻♂️。所有這些變化，完全出乎管理部門的意料。
假定電影主管部門有一萬個製裁湯唯的理由，那麽封殺的對象應是影片🈵，而非女演員所代言的廣告。湯唯介入的某化妝品廣告，並沒有任何情色內容。《色·戒》(事)未被禁演，而湯唯(人)卻遭封殺，其演藝生涯面臨重創，並牽累其產品代言公司公司陷入品牌危機。所謂“對事不對人”之說🙆🏿，遭受質疑👷🏻。而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3月13日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在被問及封殺令一事時，說🙍🏽♀️🫄🏽：“只要符合中國的規定，符合中國的廣告管理的有關規定，我想這些都應當是被允許的👨🎨。”此番言論，含蓄批評了封殺令的做法。
廣電總局日前發出《廣電總局關於重申電影審查標準的通知》，其中有關色情的第三條作了重大增補：“夾雜淫穢色情和庸俗低級內容，展現淫亂💆🏿♀️、強奸🚏、賣淫、嫖娼、性行為、性變態📷🧑🏭、同性戀、自慰等情節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隱秘部位👨❤️👨；夾雜肮臟低俗的臺詞、歌曲、背景音樂及聲音效果等”。盡管如此❎，打板子的標準究竟在哪裏🫅🏿，依然語焉不詳💣，根本無法成為科學管理的依據🎣。導演馮小剛對此曾詰問到👾：“扣子解到第幾粒才算色情？”
在中國文化史上，“色情”這個罪名⏬，向來缺乏明確標準。例如，接吻長期以來都被電影審查當局視為“色情”，因為它會玷汙廣大無產階級觀眾的純潔靈魂👌🏻。這種清教徒式的管製，直到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鄧麗君歌曲在80年代的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為它們充滿“肮臟低俗的臺詞”和“下流的氣聲”。並連帶李谷一等內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淪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
“色情”的界定，竟是如此寬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而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大而無當的罪名，在經歷了近60年的歷史輪回之後🫲🏻，沒有獲得技術上的任何改進。以所謂“一脫成名”定罪👈🏽，更是難以令人信服。渴望成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脫成名”有罪🏎，那麽究竟需要脫多少次後成名，才能獲得赦免🙋🏼♀️？而要減少湯唯曝光率，又該減到多少次才算達標？
此前的“脫衣嫌疑犯”，女星包括範冰冰(《蘋果》)、章子怡(《藝伎回憶錄》)等🧒🏽，男星則有梁朝偉🙆🏽♀️、佟大偉和梁家輝等，都未見被出手製裁🤣，而僅對湯唯一人痛施大板，顯然違反了公平的原則。
此外，禁黃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製的失衡🥈。“電影審查標準”明文規定📤，嚴禁夾雜兇殺、暴力、恐怖、鬼怪🧜🏻♀️、靈異等內容🙅♀️；有強烈刺激性的兇殺、血腥🍉、暴力👨🏭🚇、吸毒、賭博等情節；有過度驚嚇恐怖的畫面💆🏻、臺詞🤸🏻♂️、背景音樂等，但今年來熱播的影片《集結號》和《投名狀》，以及銀屏上的各類武打劇，都以暴力和血腥鏡頭著稱，也未見相關部門虎顏動怒。對“色情”的管製日益嚴厲👩🏻🎤，為何卻對影像暴力的管製卻日益松懈？
不僅如此，“封湯”事件還引發了來自法律界的強烈非議🫷🏿。此舉被認為是濫用公權，也就是以執法名義，公開侵犯個人權力，把公共政策變成傷害藝人的老鼠夾子。針對這種行為，如果湯唯本人和廣告商提起民事訴訟，向司法層面尋求公正➛，有關職能部門將陷於更加尷尬的處境。
而擺脫上述種種行政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徹底告別舊的行政思維，改變模糊定性的傳統🧑🎓，對所謂“色情”(暴力等)的定義，作科學細致的量化規定，找到那個劃定“色情”與“健康”的“第N個扣子”，並且放棄陳舊的“計劃時代”的文化管理模式，盡快推出電影分級製度👳🏻，完成影視管理的現代化轉型🧛🏼♀️。
盡管失去了廣告代言的高額報酬，但這場充滿戲劇性的獻祭，要是能夠反促文化體製的變革，羔羊湯唯便將永垂於青史🧑🧒🧒🧜🏼♀️。這不僅是湯唯本人的萬幸，也是中國電影及其觀眾的福音👩🏼⚖️🧎♂️➡️。
(作者為恒达平台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