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門開之後，朱大可出現在記者面前🪆：圓臉，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豐富，沒有想象中的肅然或張揚。“好多人都以為我是兇神惡煞🧂，有的還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電線桿🫶🏿。”他笑著說🥊，普通話裏夾雜著些吳儂軟語🧙🏽♂️。
朱大可👰♂️，著名文化學者🧒，被視為中國文化批評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以獨特的話語方式見長🧎🏻♂️。現為恒达平台文化研究所教授。這次他來北京，是作為嘉賓參加中央三套的一檔節目。“昨晚在這個房間和一個朋友喝酒，一直喝到淩晨五點多，睡了三個多小時我就起來啦🚴🏼♂️。”他拉開窗簾👆🏽，燒水沏茶。
坐定後🛀🏿，我們開始對話，準確地說⏏️，是閑聊漫談🙇。話題涉及某些人或事時，他會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間眼珠必定靈活地轉動，說到興奮處🧜🏼♀️，則是眉飛色舞左右顧盼👨🏻🦰，在強調某個觀點時，雙手在空中比劃，時不時作出類似擰螺絲釘的動作，讓人聯想到他的鉗工生涯。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這個被譽為“文化恐龍”的中年上海男人🏸，時而激情恣肆，時而冷峻沉穩😜，唯獨沒有記者想象中的傲慢與偏見。
在澳大利亞感覺到壓抑
1994年🔗，因為一場“不願詳談的家庭變故”，處於聲名鼎盛時期的朱大可辭掉在上海師範大學的教職，去國離鄉，遠赴澳大利亞。7年後他回國定居💃🏻，就教於大學🚾，又宣布與文學“離婚”🛣。
“很難有誰能改變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觸的人很多，時間一長就會感到不安，我就喜歡一個人🚣🏻♀️👨🏿🎤，自在👩🚒、獨立。我對婚姻狀態不是太習慣。”談起那次“變故”，朱大可輕描淡寫。
剛到澳大利亞時，他在一家報紙做主編，不久又離開，然後有一段失業經歷🧎🏻。期間，“在建築工地扛過石膏板，做過清潔工。”此後開過廣告公司💂🏿，還在一家上市公司網站做過媒體總監，但時間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經驗。”他說，最長的一次是在另一家報社做了四年總編，後來又在悉尼理工大學讀博🎋，一直到回國為止🧑🏽🏭。“反正就是什麽活都幹過了，還包括自己創辦網站🚫。”
網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亞新聞網，後來改成“文化先鋒”📯，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網站關閉的時間比開放的時間更長🧝，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過沒關系，這顯得更有趣了。”現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個半小時在網上瀏覽各種新聞，從中觸摸中國社會變動的脈搏。
在澳大利亞定居期間🧏🏿，1999年🪷，朱大可的文學批評集《聒噪的時代》出版，國內文學界驚呼朱大可“復出”了。藏象詩歌論壇版主陽正午說：“他那些貌似瑰麗的批評語體後面🪭，蘊藏著摧枯拉朽的‘原創性’力量🚠。在眾聲喧嘩◻️、撲朔迷離的文化語境中，他對當下文化現象敏銳的洞察和大義滅親式的批判，更顯出了他的難能可貴💼。”
2001年💇🏿，朱大可回國定居，宣布與文學“離婚”。原因聽起來有些令人心酸：“文學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負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陸續出版了《話語的閃電》🏄🏼、《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實上👨🏻✈️，當他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時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尋找👨🏼⚖️、破譯和闡釋中國文化密碼的同時，也沒有忽視當下甚囂塵上的文化現象🌍。他寫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時評𓀎，其中包括對余秋雨散文和張藝謀電影的批評🙉。
回憶國外的那段時光🧑🏼🔧，他覺得“沒多大意思🚼🙌🏼。”“那個國家對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語是漢語🧝🏻，在那裏屬於少數民族。連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視中國人。留學的唯一好處，是得到了文化比較的機會。”說起這些並不遙遠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經驗奠定文學道路
朱大可覺得自己童年結束是在17歲那一年，父親的死讓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學畢業，進入上海第三機床廠技校讀書。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個寒冷的黃昏病逝的。當時正值“文革”後期，“親友彼此都不敢來往，人際關系非常冷漠。”說到這裏，他兩眼向上凝視，聲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親是民主黨派人士，在‘文革’中備受折磨🤜。他去世時，病床前就我跟我母親兩個人，四周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他們都逃得很遠🤽♂️。”
在朱大可的記憶裏，“父親是和藹的，可親的🏬，寬容的👩🏻🦽。”小學時，朱大可和母親住在一起👩🏽🚒，並且在母親執教的學校讀書。
“我母親最先是音樂老師🦵🏻，後來改做語文老師了🧶，她很嚴厲♥︎，而且不苟言笑，從來沒有寵過我，對我就像對其他學生一樣。我對音樂和語文的喜歡🤸🏻，主要是受她的影響👌🏽。父親是歷史老師💬，所以我對歷史也很喜歡。”父親在很遠的浦東教歷史課，一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從來不打罵呵斥我，因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確表現卓越，小學還沒有畢業👈🏻，“已經通讀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父母執教的兩所學校的圖書館他全都看遍了😎。進入中學後🕺✦，西方古典文學他也過濾了一遍🏠🤽🏻♀️。
“這些‘文革’殘留的書➖，被保留得很好，而且傳播非常廣泛👨🏼🦲👆🏽。很多書破舊發黃，封面🙅🏽♂️、書底都沒有了，你只能猜它的書名和作者，但我們通常都能破解這種迷案。”朱大可和母親輪流看書🧽，很多時候通宵不眠📪。羅曼?羅蘭和托爾斯泰的小說🤳🏼，雪萊🛕、拜倫和但丁的長詩🧝♂️🛖，“是我的隱形的精神搖籃。”他神色惘然地回憶說。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畢業🙎，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機四廠擔任鉗工👨🏿🏫。“我是做照相館用的相機🤾🏽♀️❓，海鷗牌，”他用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圓，“那種大的。”對於一個飽讀詩書、喜歡音樂💃🏿、想做鋼琴家、指揮🕧、後來又想當作曲家的少年來說◾️，鉗工無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煩做工人，“開始琢磨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1977年🎱，高考恢復💿。這一年👈🏿，朱大可21歲，這個年輕人摸不準考大學究竟意味著什麽⚛️，所以“沒敢考”。次年，他終於明白，只要上了大學，就有可能逃離工廠，改變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我是新三屆裏面的最後一屆。”高考填報誌願的時候，他的第一誌願是歷史系，第二誌願才是中文系。在他看來，文學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課堂教誨。“我曾經想考音樂學院👟，結果這個夢像泡沫一樣破滅了🦻🏼。由於父親的影響，我想做歷史學家。”
沒想到陰差陽錯，他“被弄到了中文系”👁。說起當初為何選擇華師時🦤，朱大可告訴財經時報記者，“當時我母親每月的退休金是70塊錢，我們家的房租是25塊，還剩下45塊，兩個人用是很拮據的。那時華師每個月有18塊5的補貼🧓🏿，基本上能夠解決我的夥食問題。”
剛進大學時，他興奮，如魚得水☹️，“戴著校徽到處走動”🥗。而且挑肥揀瘦🅰️，非常清晰地辨認哪門課重要，哪門課不重要，他覺得教科書上的資訊幾乎都是垃圾⛹🏽♀️。為了保持個人自由和知識獲得的正確性🧏🏼，他一直在走讀，拒絕住校🦙🐖，“不重要的課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圖書館，“從早看到晚上。”
現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學老師。當記者詢問如果有學生逃課他會如何處理時，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從不點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說完後他笑了笑，補充道：“事實上，我的教室都坐滿了人。我不需要靠點名來維持出勤率。”
老師希望我“戒驕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𓀏，“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大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註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鐘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後，憑借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裏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2007年07月06日財經時報
